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之比较及思考/李金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1:15:13   浏览:999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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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之比较及思考
        

行政合同在我国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出现一项新生事物。它与原来以命令强制为特征的行政行为相比更温和、更富有弹性。现在,我国已经有了基本行政合同制度,但是这一制度还很不完善。首先,在理论上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赞同的对“行政合同”的界定。在立法上我国不仅无统一的行政合同法,而且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并无“行政合同”的表述。所以也没有确立区分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标准。其次,行政合同纠纷的法律救济很不完善。由于行政合同实际上是由民事合同发展而来,民法和合同法的基本原理也确实在行政合同中得到了援用。所以往往就照搬照套民事合同纠纷的法律救济手段。因此本文试从合同理论方面将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进行比较,以求在行政合同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
  合同,又称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当然,这是指民法债权合同而言的,事实上合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合同不仅包括民法上的债权合同、物权合同和身份合同,而且包括国家法上的国家合同、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和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等①。我国1999年颁布的统一合同法的立法原意对合同的界定基本上采取的是债权合同的概念(还包括部分物权),大体上与多数国家民事立法的合同概念相一致。这样的合同概念,体现了民商合一的原则,但并不包揽行政性质合同和人身性质的合同等。“由于合同法只是规范反映交易关系的民事合同,而反映行政关系的行政合同、劳动关系的合同等,即使在名称上称为合同,因其不是对交易关系的反映,因此,不应属于合同法所称的合同范畴。……不以反映交易关系的协议,因不受合同法规范调整,可以通过制订单行行政法规的方式予以调整” ②。我国采用狭义合同概念,将行政合同排除在统一合同法的调整之外,一方面是从立法技术角度考虑的,另一方面是从行政合同的特殊性考虑的。因为行政合同多以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地位不对等为特征,以保障公共利益为优先考虑,这与整个合同法建立在当事人地位平等基础上,并以平等地保护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为首要的和直接的立法目的不同,那么反映到具体制度的构建上也必然不同。因此,不宜将这两个理论基础不同的合同制度统一规定于一部合同法中。但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合同的不争事实表明我们并没有忽视行政合同的存在,而是将民事合同的种种优点嫁接到行政管理中,那么我们应该在广义的合同范围内将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进行比较。
行政合同又称(行政契约)是指行政主体为了行使行政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而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经过协商,相互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具有以下特征:
1.行政合同当事人中一方必定是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一方是从事行政管理、执行公务的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且行政主体处于主导地位并享有一定的行政特权,行政机关凭借国家赋予的优越地位,通过合同的方式行使行政管理权。
2.行政合同的内容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执行公务,具有公益性。行政合同是为履行公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而签订的,如果合同内容只涉及私法上的权利与义务,则应视为民事合同。由于行政合同的公益性决定其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都无完全的自由处分权。行政合同的签订,其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实现特定的国家行政管理目标。
3.行政合同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行政合同属于双方行政行为,双方的行政行为须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当然,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并不等于双方追求的目的相同,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行政管理相对方则是为了营利。
4.在行政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合同中当事人并不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单方面的依法变更或解除合同,而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则不享有此种权利。
5.行政合同受特殊法律规范调整。行政合同的内容除少部分受民商法调整外,总体上是受行政法调整的,行政合同纠纷可以通过行政法的救济途径解决。在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行政合同法律制度,其纠纷的处理途径尚未规范化,笔者认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应享有最终的处理权。
  从行政合同的特征不难看出,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相比,两者的存在着较大的区别。首先在合同主体方面,行政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必定是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双方的权利地位是不平等的,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民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其次在合同成立的原则方面,行政合同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是行政要求前提下的自愿和对等。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的缔结过程中处于优先要约的地位,行政管理的相对人如果自愿同行政主体缔结合同就意味着要服从它的管理和监督,履行某些先合同义务。签订合同后,即使在具体的合同中未规定行政特权条款,也应视为其已经就上述内容与行政机关协商一致。而民事合同,充分保护契约自由,必须以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最后在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方面。由于行政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单方依法变更或解除合同,行政管理的相对人则不享有此种权利。而民事合同,一旦依法成立,对当事人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由上述可见民法中的平等主体、意思表示一致、契约自由等原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行政合同,但它们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仍是行政合同的精髓之所在,是行政合同区别于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其他行政行为的重要标志。
  鉴于行政合同的特殊性质,行政合同纠纷的救济途径也应有别于民事合同和其他的行政行为。我们认为首先是自力救济。由于行政合同中包含大量的民法精神,行政合同纠纷的成因也很有可能包括合同的诚实信用、显失公平、不可预见、不可抗力等因素。如果基与此类发生的纠纷,行政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完全可以先通过协商解决。这样既可以使行政机关圆满完成签订行政合同的目的即执行国家公务,又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行政相对方的经济利益。
  其次是行政救济。行政合同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应受行政法所调整,对于行政合同纠纷,故救济途径不可能排除行政救济即行政复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第6条对行政复议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五款“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经营权的”,第六款“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是将纳入行政复议范围的行政合同具体化了。所以相对人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发生的行政合同纠纷。
  最后是司法救济。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处于优越的地位,而行政管理的相对人就成了弱势群体。所以司法救济是保护他们合法权益的最有效也是最后的途径。我国行政复议法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为。”行政合同行为属于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的相对人就特定的行政合同事项实施的,能够影响相对人法律地位,产生行政法上法律后果的行为,应属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根据行政合同及其纠纷诉讼法律特征,笔者认为,作为行政合同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下列行政合同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一)对行政机关缔结行政合同行为不服的。行政机关缔结合同行为必须依法实施,不得超越权限范围,并不得对相对人进行胁迫和欺诈,不得通过缔结行政合同违法对相对人设定义务,否则,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二)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合同义务的 。行政合同依法成立后,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都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行政机关应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对相对人承担给付报酬或价金、兑现某些方面的优惠、给予行政补偿等义务。行政机关不履行其义务时,相对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赔偿诉讼。
(三)对行政机关单方面变更或解除行政合同不服的。当国家和公共利益或政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行政机关不必取得相对人的同意,有权单方面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作出变更合同的决定;如果公共利益的变化使继续履行合同没有必要时,还可以作出解除合同的决定。但行政机关的这种特权并不是没有限制的,这种权利的行使必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并只能在公共利益限度内行使,否则,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四)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合同的履行监督、指挥权和违约制裁行为不服的。行政机关负有监督和指挥行政合同履行及违约制裁的权力,有权在行政合同的执行过程中通过进行检查监督、发布行政命令违约制裁等方式监督和指挥相对人履行合同。但是,行政机关的这种监督权、指挥权和制裁权是有限度的,应仅限于保障行政合同的如约履行,不可衍生、滥用于干预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经营自主权和其他正常的生产、经营及生活活动,不得要求相对人履行不合理的义务。否则,合同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至于如何建立和完善行政合同制度,学者们提出了很多观点。一种认为必须将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分离开来,完善关于行政合同的立法。在立法形式上,借鉴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在将来的《行政程序法》中单列一章专门规定行政合同,应当涵盖如下内容:行政合同的涵义、原则、成立要件、行政合同的无效、行政主体在合同中的特权、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及补偿、违约责任、争议纠纷的处理等八个方面。 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我国行政合同立法不可能像德国那样在行政程序法中设专章就行政合同作出具体规定。因为我国目前没有行政程序法,即使将来制定行政程序法,但是把实体法性质的行政合同纳入程序法中加以规范,势必会引起争论,难以实现。如果就行政合同制度制定单行行政法规,就符合我国行政法中将实体法和程序法关联规定于一法之中的法制传统,同时又为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的修补和完善留下了较大的余地和空间。笔者倾向后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合同立法的理想模式是制定单行行政法规 。
  
  
  
  
  
  ①彭万林 主编 《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586页
  ②王利明.合同的概念与合同的规范对象 .法学前沿,1998年第2期





 作者:李金祥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南路8号 邮编:26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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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行政执法证件管理暂行办法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西藏自治区行政执法证件管理暂行办法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3号


  《西藏自治区行政执法证件管理暂行办法》,已经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自治区主席 江村罗布
一九九七年七月七日



西藏自治区行政执法证件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证件的管理,规范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行为,促进依法行政,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暂行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证件是指在自治区内适用的行政执法证和行政执法监督证。
  行政执法证和行政执法监督证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制作。
  第三条 行政执法证的发放对象是依法和依法授权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的人员。
  行政执法监督证的发放对象是各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和行政执法机关法制工作机构从事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人员以及特邀行政执法监督人员。
  按规定申领、使用由国务院所属部门印制并套印章的行政执法证件的机关,可以不再申领自治区行政执法证。
  第四条 行政执法证件的申领人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熟练掌握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部门的业务知识;
  (三)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秉公执法;
  (四)遵纪守法,清正廉洁。
  第五条 申领行政执法证,应填写《行政执法证件申请表》,标明执法依据、执法范围、处罚种类、并附持证人员名册等内容。
  申领行政执法监督证之应填写《行政执法监督证件申请表》,并附持证人员名册等内容。
  第六条 各地(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收到申请表后,应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严格审查,对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明确规定享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和其他组织,不得批准发给行政执法证件;对没有建立健全内部执法程序的,督促其建立、健全和完善。
  行政执法证按下列程序发放:
  (一)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证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审核发放。
  (二)各地(市)行政执法机关和所属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证,由地(市)法制工作机构审核发放,并将颁证情况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行政执法监督证按下列程序发放:
  (一)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及各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证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审核发放。
  (二)各地(市)的行政执法监督证由地(市)法制工作机构汇总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审核发放。
  (三)特邀行政执法监督人员的行政执法监督证直接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审核发放。
  行政执法监督人员的培训工作,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
  第七条 按规定使用国务院有关部委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将执法依据、处罚种类、证件式样、及持证人数报同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备案。
  第八条 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人员执行公务应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国家规定统一着装的,应着装整齐。对不出示证件、着装不整齐的,当事人有权拒绝接受处罚、检查,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反映。
  第九条 行政执法证、行政执法监督证必须由持证的人员在职权范围内使用,严禁转借、滥用。
  第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的考核实行基本法律、法规知识考核和业务知识考核相结合的办法。
  各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同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机关行政执法人员的基本法律、法规知识培训考核。自治区人民政府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本系统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知识培训考核工作,同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派人参加。
  经考核合格,按本办法规定发给行政执法证。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证、行政执法监督证如遗失,行政执法机关应及时向其主管部门和所在地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报告,并登报声明作废,经发证机关审核后,予以补发。
  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调离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岗位或不再直接承担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任务时,领证机关应收回其执法证件,交还发证机关。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证件实行年度审验制度。
  行政执法机关应于每年十二月底以前向审核发证的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报送本部门行政执法证件和年审考核材料,经审核发证的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审核合格后予以注册登记。
  地(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执法部门应于每年十二月底以前将行政执法监督证件和年审考核材料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审核注册。特邀行政执法监督证直接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审核注册。
  未经审核注册的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证自行失效。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和行政执法机关法制工作机构应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管理,接受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违法使用执法证件的检举,及时调查核实,并作出答复。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监督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或者行政执法机关法制工作机构暂扣其行政执法证或者行政执法监督。
  (一)被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的;
  (二)徇私舞弊袒护违法者的;
  (三)故意刁难管理相对人的;
  (四)利用执法权吃、拿、卡、要的;
  (五)故意违反法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造成错误裁决的;
  (六)超越管理权限执法的;
  (七)将行政执法证件交给其他执法人员使用的;
  (八)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的应办事项拒绝办理、故意拖延办理,影响生产经营或者生活的;
  (九)违反执法程序的。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审核发证的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吊销其行政执法证或者行政执法监督证:
  (一)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或者被劳动教养的;
  (二)被暂扣行政执法证或者行政执法监督证三次以上的;
  (三)将行政执法证交给非行政执法人员使用、将行政执法监督证交给非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使用,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暂扣行政执法证件期满,仍不改正的;
  (五)连续考核二次不合格的;
  (六)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不再适宜从事行政执法或者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
  第十六条 暂扣行政执法证、行政执法监督证的期限为三十天以下,被暂扣证件的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必须作出书面检查。扣证期间不存从事行政执法或者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或者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对暂扣或者吊销证件有异议的,可以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或者暂扣、吊销证件的法制工作机构申诉。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或者暂扣、吊销证件的法制工作机构接到申诉后应当进行复查,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德国犯罪三阶层论的政治悲情
——一个学术政治背景史的考察


内容摘要:当前,中国刑法学界正在就犯罪构成理论改革的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然而,一些刑法学者内心深处的政治情感影响着其理论立场。德国犯罪三阶层论的产生和发展弥漫着令人心痛的政治悲情,其他犯罪构成理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同样充满着政治悲歌。在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的共同刑法理念下,犯罪构成理论是中性的理论分析工具。因此,在犯罪构成理论争论中应淡化其政治出身,主要应从逻辑性和实用性等技术层面上讨论各种犯罪构成的优劣,并创建、移植或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
关键词:德国、犯罪三阶层论、犯罪构成、政治、悲情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的核心理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深受苏俄犯罪构成理论的影响,在广大刑法学界人士的努力下,经过六十多年的本土化工作,已形成了适用于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理论体系。然而,近年来,我国有刑法学者提出“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命题,主张以德日刑法知识为依归,重构中国刑法知识体系。①该论者认为,我国刑法学“目前仍然采用苏俄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理论,而犯罪构成理论是整个刑法学知识的基本结构,因此,欲摆脱苏俄刑法学的束缚,非将目前的犯罪构成理论废弃不用而不能达致”②“除了以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取而代之以外,别无出路。”③而该论者推崇的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为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即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的递进式体系)。④其主张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取代我国现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理由之一是:它承续的基本上是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刑法学说,它具有政治上的陈旧性。在批判苏俄刑法学时其曾这样用语:“现在这些部门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商法学、法理学、宪法学)中苏俄法学的阴影已茫然无存,唯独刑法学难以从苏俄刑法学的桎梏中解脱。”⑤“苏俄刑法学中的政治话语已丧失其正当性”⑥“犯罪构成理论是苏俄刑法学在我国刑法学中的最后一个保垒。”⑦从字里行间可知,论者在内心的感情深处对苏联集权政治下的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不满。笔者认为,犯罪构成理论是一种中性的理论分析工具,因此,犯罪构成理论的选择应理智,而不能感情用事,具体而言,犯罪构成理论的选择应淡化其政治出身,主要应从逻辑性和实用性等技术层面来考虑。
前苏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过肃反扩大化等恶性政治事件,但是,该理论是一种中性的刑法理论分析工具,其本身在逻辑上和实用上所存在的科学性,不能因为其发展过程中曾存在过政治悲情而予以全盘否定。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发生和发展于德国,日本从20世纪初开始引进、移植和追踪德国的犯罪三阶层论。其实,德国犯罪三阶层论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令人痛心的政治悲情。
当前,中国刑法学界正在就犯罪构成理论改革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从争论中可以看出,一些学者内心深处的政治情感影响着其刑法理论立场。为了缓和或平息主张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取代现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学者的政治情感,笔者从学术政治背景史角度,考察了德国犯罪三阶层论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悲情,并期望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争论立足了逻辑性和实用性等技术层面,以防政治情感左右属于中性色彩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改革。
一、德国犯罪三阶层论产生之前后的历史脉络
现代德国犯罪构成理论历经了近两百年的主要发展历史,至今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为了更好地了解德国犯罪构成理论发展的政治悲情,笔者先简要论述德国中世纪中后期至“二战”后的历史发展脉络。
中世纪中后期,德意志王国被称为“神圣的罗马帝国”。中世纪末期,“神圣罗马帝国”四分五裂。起源于宗教纠纷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爆发后,加深了分裂的局面,出现了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德意志封建割据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的君主们行使着独立的行政权、司法权、关税权和铸币权,其中,普鲁士王国通过改革后不断对外扩张,使自己日益壮大。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期间(1713—1740),普鲁士成为了军国主义的专制国家。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以“容克”(贵族地主)为支柱。它为“容克”保证了农奴制的不可侵犯性,又为他们的利益继续积极地扩张土地。普鲁士通过多次对外扩张的战争成为了欧洲的第一流国家。⑧1861年,威廉一世登上普鲁士王位,任命容克地主出身的俾斯麦担任首相,俾斯麦实行“铁血政策”,通过发动普丹(丹麦)战争、普奥(奥地利)战争以及普法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于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91871年—1890年俾斯麦担任帝国首相,在容克和资产阶级联盟中,容克保持领导权。威廉二世即位后,于1890年迫使俾斯麦辞职,由“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积极扩张海军,侵占殖民地,宣扬“日耳曼族优秀”的种族主义谬论。⑩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德国和奥匈帝国于1914年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失败告终,德国于1918年11月11日向协约国投降○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人民因帝国主义战争而付出高昂代价,在德国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德国民众举行起义,推翻了霍亨伦索王朝的统治,德皇威廉二世逃亡荷兰。1918年11月德意志共和国(即魏玛共和国)成立,魏玛宪法再次确认了垄断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的联盟对德国的统治,但是,与德皇专制时期有所不同,在德皇专制时期容克地主居支配地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垄断资产阶级居支配地位。○⑿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袭击下,德国纳粹党迅速增长,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重整军备,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行为是非正义的,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⒀二战后,在美、英、法同盟国的民主化改造下,德国才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
二、德国犯罪三阶层论的发展梗概
德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源头是中世纪意大利纠问程序中的诉讼法上概念“犯罪之确证”○⒁19世纪初德国著名刑法学者费尔巴哈(Feuerbach,1775-1833)首先明确地把构成要件(Tatbestand)作为刑法上概念来使用,他在1810年出版的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版)中说,“Tatbestand就是违法行为中所包含的各个行为的或事实的诸要件的总和”,包括主观和客观的诸要件的总和○15。
贝林(E•Beling,1866-1932)继承和发展了费尔巴哈的“Tatbestand” 理论,他在1905年出版的《刑法纲要》(第3版)和1906年出版的《犯罪论》中创立了古典构成要件理论○16。贝林在其《刑法纲要》中认为,成立犯罪,必须具备六个要素,“其顺序和结构为:‘构成要件符合性’需要置于‘行为’之后,然后依次就是‘违法性’、‘有责性’、‘相应的刑罚威吓’、‘刑罚处罚的条件’。构成要件符合性前置于违法性和有责性,以此为基础,其他概念方可完全定义于刑法意义上。”○17贝林认为,构成要件是犯罪类型的轮廓,是纯粹形式的、记述的、价值中立的行为类型,这不包括主观的、规范的要素。○18
新古典的犯罪论体系维持了古典犯罪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是,对其进行了修改。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杰出代表是M•E•迈尔(M•E•Mayer,1875-1937)和梅茨格尔(E•Mezger,1883-1962)。迈尔以贝林的犯罪论体系为基础,将犯罪论体系简化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任三阶层体系○19。这一体系一直是德国和日本犯罪论体系发展的基础。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与古典犯罪论体系的最大区别在于构成要件的领域。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中的构成要件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客观概念,它包含主观要素,也包含需要法官评价的规范要素○20。例如,意图犯(目的犯)之特殊意图(目的),表现犯及倾向犯的主观心理态度属于主观不法要件要素,又如,德国刑法第168条规定的“侮辱性行为”,第267条规定的“文书”,第211条2款规定的“其他卑劣动机”,第288条规定的“阻碍强制执行”,属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该规范要素因法官给予评价内容而赢得了可适用意义,这就改变了构成要件是纯记述性的、价值中立的观念。○21新古典犯罪论体系提出了实质的违法论,从实质上把不法视为社会侵害性,认可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而古典犯罪体系受宾丁的规范说影响,将违法理解为对法规范形式上的违反,仅承认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22在有责性方面,古典犯罪论体系主张心理责任论,具备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具有了故意或过失即成立罪责。而新古典犯罪论主张规范责任论,具备了责任能力和故意或过失还不一定就成立罪责,还要有非难可能性,期待可能性是必不可少的责任要素。○23由于新古典犯罪论体系“自身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漏洞,如在发现了主观的不法要素和规范责任概念之后,就很难继续认为故意是责任形式了,并且过失犯罪也需要建立独自的不法形式。” ○24
从20世纪30代开始直至“二战”后,韦尔策尔(Hans Welzel,1904-1977)提出了目的行为论的犯罪体系,○25这一体系认为,构成要件分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的构成要件,故意和过失为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使构成要件真正成为犯罪类型,在违法性方面,韦尔策尔提出了行为无价值与原来的结果无价值相对抗,认为“不法是与行为人相关的‘人’的行为无价值”(即人的不法理论)。在责任论上,该体系为人格责任论,以行为人的人格为决定的基础,认为责任系“对行为人的人格非难” 或非难可能性。他认为,“故意乃责任非难的对象,系行为与构成要件的内容;而违法性认识则是非难可能性(即责任)的组成部分。”期待可能性并非责任排除事由,只是在承认其责任的情况下,法秩序免除了责难,原谅了行为人而已。○26
“二战”后,一些德国刑法学者对新古典犯罪论体系和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进行重新评价,提出了现代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现代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也称“新古典与目的论的结合体系”。这种体系受目的行为论影响,在行为论上拒绝目的的行为论,但是,肯定了构成要件的故意,在违法性中承认行为无价值。责任概念采取规范的责任概念,故意的一部分(违法性意识的可能性)保留在责任中。这种体系是以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为基础,吸收了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的观点而建立起来的。○27现代新古典的犯罪论体系对不法和责任的理解是:不法是对构成行为(以及在可能情况下,结果的)无价值评价,相反,罪责是对行为人的无价值评价。○28“现代新古典犯罪论体系是一种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并存的二元论体系,得到了德、日不少学者的赞成,并成为了理论上的通说。”○29
三、德国犯罪三阶层论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悲情。
德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源头是费尔巴哈的构成要件(Tatbestand),
其基本理论框架雏型出于贝林提出的“行为一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相应的刑罚威吓——刑罚处罚条件”的古典体系,其理论框架定型及发展的兴旺时期是迈尔简化的三阶层犯罪论新古典体系“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以及梅茨格尔的犯罪论体系、威尔泽尔的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从其理论发展的历史阶段看,它历经了德意志诸侯国封建割据、普鲁士王国对外扩张的战争、德意帝国统一后由农业国向工业化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纳粹帝国统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时期。
费尔巴哈的生卒时间为1775年至1833年,这一时期是德意志王国四分五裂、数百个封建诸侯国割据时期。费尔巴哈成长于其中的巴伐利亚王国,若与普鲁士王国国王统治时期比对,它是普鲁士王国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腓特烈二世(1740—1786)、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1797)、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统治时期。○30在这一时期,德意志王国的政治特征是:各诸侯国是封建的君主专制国家,是容克(贵族地主)为统治阶级的农奴制国家,普鲁士王国则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一时期的德国并无民主可言,其刑事法治没有良好的民主政治基础。
古典犯罪论体系的创始人贝林生于1866年,1932年去世。其犯罪论体系发表于1905年出版的《刑法纲要》(第3版)和1906年出版的《犯罪论》。从贝林出生到1906年,正是威廉一世统治、俾斯麦对外扩张并统一德国的时期,也是威廉二世实行“世界政策”争取世界霸权时期。在这一时期,德国在政治上、名义上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帝国议会中占优势的是容克贵族的代表,一切法律和决议需经皇帝同意方能生效,首相由皇帝任命 ,并只对皇帝一人负责,不对帝国议会负责,○31容克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但是,具有封建特权的容克掌握着统治权,在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影响下实行军事扩张,还于1897年强占中国的胶州湾,在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侵略中国,参与了瓜分中国的殖民活动。这一时期,德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发育迟缓。这一时期的德国刑事法治同样没有良好的民主政治基础。
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杰出代表M•E迈尔生于1875年,在1923年去世。在迈尔生活的48年岁月里,他生活在德国统一后的鼎盛发展时期,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阴霾中度过,还在魏玛共和国生活了5年,迈尔以贝林创立的古典犯罪论体系为基础,将犯罪论体系简化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阶层,并对贝林的理论进行改造,成为了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杰出代表之一。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另一杰出代表是梅茨格尔,他生卒时间为1883年至1962年,其犯罪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阶段主要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32韦尔策尔是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的创造者,其生卒日期为1904年至1977年,其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从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直至战后,目的行为论风靡一时,该行为论也迫使犯罪论的变更”○33德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框架定型及兴旺发展阶段即迈尔、梅茨格尔和韦尔策尔的犯罪构成理论形成和发展阶段,它主要历经了德皇威廉二世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纳粹帝国等时期。从这几个时期的政治背景看,德国均具有不光彩的政治历史。
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不光彩一面在前文已有陈述。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依然具有大量的封建残余。魏玛共和国虽然是在废除了半封建的君主立宪政体基础上建立的,但是,其议会制是在没有完全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情况下建立的,旧的、反民主反共和的封建势力在上层仍然存在,因此,其民主制的根基并不十分坚固。由于艾伯特总统和谢尔曼总理“没有勇气清除旧帝国的代表”,主张“在继续发展现存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实现议会民主制”,“威廉二世流亡国外,却仍占有97000公顷土地,”三四十个皇亲国威仍拥有10亿马克的财产。容克们仍是土地的主人,资本容克贵族仍然控制着军政大权和经济命脉。军队原封不动保留下来,而且不受政府控制,旧帝国的庞大官僚队伍被共和国全盘接受;共和国成了仅仅摘掉了皇冠的旧德国。“学校课程仍然保留着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残暴的君主政体主义者的无耻谎言”。旧的反对势力的广泛存在和旧的专制思想影响,成为共和民主的最大隐患。○34
新古典犯罪论体系在希特勒纳粹统治时期得到了较大发展,并成为了刑事司法实践指导的理论。当时,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杰出代表梅茨格尔等刑法学者还参加了纳粹官方的刑法委员会,参与了刑法改革活动○35。韦尔策尔的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也是在纳粹帝国时期得到较大展的。然而,希特勒纳粹帝国时期,德国的政治结构特点是: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纳粹党是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等各种反动势力的集合体。“从政治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德国可称为封建法西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从军事经济角度看,可称为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36
希特勒的上台实际上宣判了魏玛共和国的终结。希特勒的口述自传《我的奋斗》和纳粹党制订的《二十五点纲领》提出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理论。希特勒上台后,就着手建立法西斯恐怖专政,并重整军备。魏玛宪法中有关保证人身、言论、出版、集合、结社等自由的一切条款被废除,议会民主制度被埋葬。纳粹党剥夺了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工会被推垮,工会财产被没收。希特勒凭借授权法宣布:在德国唯一的政党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其他政党的活动都将受到苦役徒刑的惩罚。全国各地设立了集中营,几十万人被关进去,惨遭拷打和杀害。德国法西斯主义宣称德意志人是高等种族,其他种族都是劣等的,应为德意志人服务,宣传犹太人是劣等种族中最危险有害的,必须灭绝。○37 在“二战”期间,欧州大约有600多万犹太人在德国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政策下被杀害。为了审理日益增多的政治案件的需要,德国法院更名为“人民法院”,法官们在开庭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纳粹党旗下行纳粹举手礼,高呼“希特勒万岁”,向元首宣誓效忠。根据档案材料,单是1939年这一年,在监狱中服刑的政治犯就超过30万;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政治原因被囚禁过的德国人不下100万。而当时德国才有4000多万人。○38
德国新古典犯罪论体系在纳粹帝国时期得到了较大发展,并且是居于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理论,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厄运,成为了德国法西斯的附庸,成为了纳粹帝国的政治迫害工具。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是德国犯罪构成理论发展中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产生和发展于纳粹帝国时期,目睹了德国法西斯的种种暴行,它同样出身于悲哀的政治环境。德国现代犯罪论体系是新古典犯罪论体系和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结合而成的体系,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萦绕着其前身理论的政治悲情。
综上所述,在“二战”结束前,德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历经了封建割据的容克农奴制君主专制时期、封建容克资产阶级专政君主立宪制时期、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魏玛共和国时期,以及封建法西斯资本主义时期,在这几个时期里,德国深受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民族复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影响,因此,资产阶段的民主自由思想并不能很好地扎根于德国,德国未能真正实现过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良好法治的基础是良好的民主政治。可见,无论是费尔巴哈的“Tatbestand”理论,还是贝林的古典犯罪论体系,或是迈尔的新古典犯罪论体系,抑或是韦尔策尔的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均出身于无奈的、不幸的政治背景。在无民主政治基础的、糟糕的政治背景下,无论其刑法典制订得好坏,无论其犯罪论体系是否科学,都难以实现良好的刑事法治。
“二战”后,由美英法三国扶持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在吸取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自由主义、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极权主义等政治经济体制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特点,基本上按照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体制的模式,确立了完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因而资本主义得以健康平稳发展,社会也得到了全面进步。○39德国真正的民主政治建立在二战以后,因此,二战之后,德国刑事法治在随着其民主政治的发展才而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四、启示
德国犯罪三阶层论的产生和发展弥漫着令人心痛的政治悲情,其他犯罪构成理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同样充满着政治悲歌。目前,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犯罪构成理论有三种:(1)犯罪三阶层论。该理论是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通说。(2)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前苏联、俄罗斯、中国等国家以此理论为通说。(3)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英国、美国等国家盛行这一理论。
犯罪三阶层论在德国产生和发展过程的政治悲情令人难忘。日本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移植、追踪和发展犯罪三阶层论,其间,同样充满着政治悲情。当时,日本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军国主义思想盛行、对外侵略和穷兵黩武是其重要特征,犯罪三阶层论也曾成为其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附庸。
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发生和发展了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的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其产生和发展的政治背景也存在悲哀的不幸。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俄国也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实行沙皇专制制度,没有民主政治。前苏联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民主政治薄弱,出现过肃反扩大化等亵渎法治的重大事件。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是由沙俄时期和前苏联时期的刑法学者接续研究而得出的理论成果,在充满政治悲情的环境下,在思维规律影响下自然出炉。
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产生和发展于英国和美国,在英国刑法发展中,其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的发展过程影响着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期间,英国曾有过民主政治低下、刑罚野蛮,人权状况恶劣、疯狂对外侵略的政治历史。美国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源自英国,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黑人奴隶制时期、漫长的种族歧视时期,曾出现不少政治压迫事件。这一理论曾成为过镇压黑人奴隶的工具、种族歧视压迫工具和政治压迫事件的推手。
可见,当今世界三大犯罪构成理论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均不可避免地充满政治悲情。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犯罪论中的重要理论,是实现良好刑事法治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国应采用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指导刑事司法实践。世界三大犯罪构成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均弥漫着政治悲情。虽然如此,许多刑法学者在政治悲情的背景下也能坚持独立的学术人格,按刑法及其理论发展规律追寻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德国犯罪三阶层论及其他犯罪构成理论产生和发展中均存在政治悲情的事实告诫了我们:在中国犯罪构成理论改革的争论中,不应把犯罪构成理论产生和发展期间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争论的焦点。现代刑法理念认为,根据刑法正当性和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构成理论应体现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的功能。在这一共识的前提下,犯罪构成理论是中性的理论分析工具。因此,在犯罪构成理论争论中应淡化其政治出身,主要应从逻辑性和实用性等技术层面上讨论各种犯罪构成的优劣,并创建、移植或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
犯罪三阶层论、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和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是世界刑法理论中的三朵奇葩。目前,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是中国法学花园里正在盛开的鲜花,当我们看到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法学花园里正在绽放着另一朵灿烂的花朵——犯罪三阶层论时,我们不能因为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曾有令人不快的政治出身而将其掐死,并径直移植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犯罪构成理论的废除、移植和完善均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争论,若没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匆忙废除或移植某种犯罪构成理论并非明智之举。

注释:
①参见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7-57页。《代序》第Ⅷ—ⅩⅥ页。
②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代序》第Ⅷ页。
③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51页。
④参见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96-350页。
⑤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代序》第Ⅸ页。
⑥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代序》第ⅩⅥ页 。
⑦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364页。
⑧参见李纯武、寿纪瑜等著:《简明世界通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403-407页,以及陈擢《浅析德国现代化的进程与特点》《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研究生论丛》2005年5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