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南京市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南京市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投标活动，维护运输市场秩序，保护承运、托运双方的合法权益，提高运输质量和经济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江苏省道路运输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投标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是指年道路货物运量在5000吨以上或者一次运费在30万元以上、汇额在10万美元以上的道路运输活动。

第三条 鼓励本市具有自备运输能力的单位实施“产运分离”，通过招标投标方式承担大宗货物道路运输项目，参与社会竞争。

第四条 市、县（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投标活动。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的道路运政管理机构和交通行业与产业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机构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别负责大宗货物道路运输和招标投标管理工作。

计委、经委、工商、物价、税务、公安、行政监察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做好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和诚实、信用、效率的服务原则。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大宗货物化整为零运输或者以其他形式规避招标活动。

第七条 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投标活动不受地区或者部门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限制或者排斥南京市以外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参加招标投标，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第八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货物道路运输交易场所，为招标投标交易活动提供服务。
第二章 招 标

第九条 招标人是依照本办法规定提出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十条 招标活动采取公开招标、邀请招标两种方式。

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道路运输经营者投标。

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道路运输经营者投标。

以上两种招标方式除可以采取书面文件形式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采取数据电文形式。

第十一条 需要特殊运输工具或者涉及商业秘密的大宗货物道路运输项目不适宜公开招标的，可以采取邀请招标方式进行。

第十二条 招标人应当择优选定招标代理机构，委托其办理招标事宜。

招标代理机构是依法设立、从事招标代理业务并提供相关招标代理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营业场所和相应资金；

（二）有能够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相应专业力量；

（三）有可以作为评标委员会成员人选的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库；

（四）有利用互联网收集、发布货源和运力信息的技术和能力。

第十三条 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代理机构与行政机关及其他国家机构不得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

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代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市规定的标准收取服务费用。

第十四条 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投标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招标人编制招标文件；

（二）招标人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

（三）投标人获取招标文件；

（四）投标人报送投标申请书；

（五）招标人自行或者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六）招标人组织投标人对运输环境进行勘查并解答招标文件中的问题；

（七）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并按照规定时间密封报送招标人；

（八）招标人组建评标委员会；

（九）招标人当众开标，组织评标，确定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十）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大宗货物道路运输合同。

第十五条 招标文件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货物的种类、特性、运量、起迄点（运输距离）、运输期限等说明；

（二）运输车辆技术要求；

（三）货物装卸方式、运输质量要求；

（四）对投标人资格审查的标准；

（五）运输费用计算原则及结算办法；

（六）评标标准；

（七）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八）投标地点、送达投标文件的方式；

（九）拟签订的运输合同主要条款；

（十）招标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如：禁止分包、转让，搬运装卸、过路过桥费的计算等。

大宗货物需要分期分批发送的，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需要切块招标的，招标人应当合理划分，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

第十六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的，应当通过国家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应当载明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货物的种类、运量、起迄点（运输距离）、期限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项。

第十七条 招标人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应当向3个以上具备承担大宗货物道路运输资质、资信良好的特定道路运输经营者发出投标邀请书。

投标邀请书应当载明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事项。

第十八条 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项目本身的要求，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并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第十九条 招标人不得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

第二十条 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可以不设置标底。设置标底的，标底必须保密。

第二十一条 自招标文件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招标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合理时间：
（一）长期大宗货物运输项目，最短不得少于20日；

（二）短期（6个月以下）大宗货物运输项目，最短不得少于10日；

（三）一次性大宗货物运输项目，最短不得少于4日。

采取网上招标投标的，投标人提交相应运输项目投标文件的最短期限可以缩减3日。

第二十二条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下列期限内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但是不得改变招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一）长期大宗货物运输项目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15日前；

（二）短期大宗货物运输项目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5日前。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三章 投 标

第二十三条 投标人是响应大宗货物道路运输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道路运输经营者。

第二十四条 投标人应当具备相应的承接大宗货物道路运输的能力。

不符合招标文件提出的运输要求的不具备参加投标的资格。

第二十五条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编制投标文件。

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以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将投标文件送达投标地点。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签收保存，不得开启。投标人少于3个的，招标人应当依照本办法重新招标。

超过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送达投标文件的，招标人应当拒收。

第二十六条 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并书面通知招标人。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七条 两个以上运输经营者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

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相应的承接大宗货物道路运输的能力。由不同等级的道路运输经营者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一方确定资质等级。

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并将共同投标协议连同投标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对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招标人不得强制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不得限制投标人之间的竞争。

第二十八条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和其他运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禁止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等非法手段谋取中标。

第二十九条 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报价竞价，也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第四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三十条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地点公开进行。

第三十一条 开标由招标人主持，邀请所有投标人参加。

第三十二条 开标时，由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经确认无误后，由工作人员当众拆封，宣读标底、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投标文件的其他主要内容。开标也可以由招标人委托的公证机构检查并公证。

招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收到的所有投标文件，开标时都应当当众予以拆封、宣读。

开标过程应当作书面记录，并存档备查。

第三十三条 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其正常工作。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的代表，以及懂运输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评标委员会设负责人的，负责人由评标委员会成员推举产生或者由招标人确定。评标委员会负责人与评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享有同等的表决权。

第三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的专家成员应当由招标人依法从有关部门及招标投标管理机构提供的专家名册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的专家库内的相关专家名单中确定。
评标专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从事道路运输工作满8年并具有中级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

（二）熟悉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并具有与招标项目相关的实践经验；

（三）能够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

评标委员会专家成员可以通过随机抽取确定，也可以直接确定。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进入相关项目的评标委员会；已经进入的应当回避，重新确定。

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第三十五条 招标人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评标的过程和结果。

第三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或者说明，但是澄清或者说明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第三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

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第三十八条 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

第三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

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私下接触投标人，不得收受投标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评标委员会成员和参与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违反以上规定的，取消其评审专家库成员资格，空缺人员依照本办法重新抽取。因上述情况造成投标人中标的，中标无效。

第四十条 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

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提交。

第四十二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向交通行业与产业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机构提交书面合同，由其在《道路货物运单》上予以注明。

第四十三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招标人应当按时、足额地向中标人支付运输费用；中标人应当准确、安全地完成中标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

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

第四十四条 因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委员会的不正当行为促成中标的，中标无效。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导致中标无效的，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从其余投标人中重新确定中标人或者依照本办法重新进行招标。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委员会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责令改正，并予以行政处罚；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行政监察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他人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第四十七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道路运政管理机构和交通行业与产业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或者向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监察部门投诉。

第四十九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年道路货物运输5000吨以下、一次运费在30万元或者汇额在10万美元以下的，以及集装箱、大型物件等其他道路运输项目的招标投标，可以适用本办法邀请招标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大宗货物的水路、航空、铁路等其他运输方式的招标投标，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一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的大宗货物运输进行招标，贷款方、资金提供方对招标投标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有不同规定的，可以适用其规定，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试论我国实施WTO协议的几个主要问题

李幸祥

【内容摘要】我国加入WTO后，实施WTO协议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我国应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应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借鉴欧共体的做法，我国应在通常情况下不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有所例外，对DSB裁决则应拒绝其直接效力。
【关键词】WTO协议 融入方式 法律位阶 直接效力 DSB裁决

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的成员方后，实施WTO协议便成为了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同时，它也应成为引起我国国际法学界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我国实施WTO协议的过程中，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其法律位阶以及WTO协议与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尤应引起重视。

一、 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
严格地说，WTO协议与成员方域内法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但是，由于WTO协议是国际条约，WTO法的解释完全根据国际公法上被普遍接受的条约解释原则或惯例，因此，处理WTO协议与成员方域内法的关系，原则上适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般规则。1因此，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实质上是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
国际条约融入国内法律体系主要有转化（transformation）和并入（adoption）两种方式。无论是转化还是并入，都是从立法层面来讲的，即一国的立法机关采取何种方式使国际条约在国内法层面取得约束力。一项国际条约在经过缔结、加入、批准等程序之后，首先取得在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只有经过转化或者并入，融入成员国法律体系之后，它才具有了在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对一项国际条约来说，无论是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还是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都必不可少。因此，WTO协议经我国加入、批准，对我国来说，它已取得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它以何种方式取得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是转化还是并入，抑或其他方式？这一问题迫切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回答WTO协议采取何种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前，需先考察一下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通常方式。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因此，学者们是从现行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为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寻找佐证的。许多国际法学者认为，中国的现行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实践等已表明，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通常采取的是并入的方式。2对于WTO协议来说，在其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上，没有必要与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通常方式相左，即我国应将WTO协议并入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首先，WTO协议作为一揽子协议，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将其一一转化为国内法，是一项浩大的立法工程，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没有一个WTO成员方将WTO协议一一转化为国内法。其次，我国在加入WTO之前，已经根据WTO协议的有关规定，对国内法律作了不少修改与完善，3再将WTO协议一一转化为国内法实属不必。最后，并入只是在立法层面对WTO协议国内效力的承认，即WTO协议通过并入的方式取得我国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并入不一定导致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
在确立了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后，要注意区分并入与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的区别。并入只是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并入不一定导致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若法院要直接适用WTO协议，则WTO协议还必须具有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由于WTO协议一般地不为个人创设权利与义务，因此其通常不具有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况且，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属一国的主权事项，只要我国不赋予其直接效力，法院便不可能直接适用WTO协议。诚然，如果WTO协议不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则法院不可能直接适用WTO协议。但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并不能反过来推断出WTO协议不能被并入我国法律体系。因为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并不是因为WTO协议不能被并入我国法律体系，而是因为其缺乏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不能因为WTO协议缺乏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导致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而推断出WTO协议不能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那是一种倒果为因的逻辑。对并入与法院直接适用做出这种严格区别是必要的。因为WTO协议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其重要意义在于国内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在立法或制定行政措施时，要自觉地遵守WTO协议，如同其遵守国内宪法、法律一样。
此外，还必须区分“条约的融入方式”与“条约项下的义务”这对概念。条约的融入方式是指条约的缔约方或参加方以何种方式（转化或并入）将条约融入国内法律体系。条约项下的义务是指条约的缔约方或参加方根据该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有学者认为，我国不负有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的义务，理由是无论是依据国际条约法的一般规则，还是依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作为WTO成员方，我国的义务仅为“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据此，其认为我国不应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4这实际上是混淆了“条约的融入方式”与“条约项下的义务”这对概念。因为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律体系并非条约项下的义务，它只是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一种方式；不能因为我国在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为“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而否定并入这种融入方式。

二、 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
讨论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问题，是以WTO协议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为前提的。如果WTO协议并未并入我国法律体系，即WTO协议与我国国内法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所谓位阶问题的。因为只有在同一法律体系之中，讨论位阶问题才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在采取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后，WTO协议的位阶问题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和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国的宪法和立法法都未对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无疑是我国立法中的重大疏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WTO协议的位阶问题的探讨。通常对条约的位阶问题是通过对条约的缔结、批准程序与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相类比而得出结论的。一般认为，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应该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而国务院缔结的、不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同等。5从我国加入、批准WTO协议的程序来看，WTO协议应当属于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范畴；从我国加入WTO的长远影响来看，WTO协议在现实意义上也当之无愧地应享有此类条约和重要协定的地位。由于此类条约和重要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因此，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应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
在确定了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之后，必然会面临如下问题：当WTO协议与我国国内法律相抵触时，何者具有优先效力？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明确的是所谓“抵触”只能发生在同等级的法律之间。6也就是说，当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等与在位阶上与法律同等的WTO协议不相一致时，由于前者的位阶低于后者，这里的“不相一致”并不属于此处所讲的“抵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何者具有优先效力的问题。只是由于行政法规等的位阶低于WTO协议，当两者不相一致时，前者才必须被修改或废除。事实上，这也正是我国所承担的WTO协议项下的义务。明确这一点后，回答居于同一位阶的法律与WTO协议相抵触时，何者具有优先效力才有意义。《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规定：“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7《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第27条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8由此可以认为，在WTO协议与同其处于同一位阶的法律相抵触时，WTO协议具有优先效力。事实上，WTO争端解决机制运行的实践表明，被WTO各成员无保留地承认，即通过签署“一揽子协议”和加入WTO予以明示承认的WTO协议，具有优先于成员域内法的效力。9

三、 WTO协议的直接效力问题
WTO协议的直接效力问题，是指个人是否可以在国内法院中援引WTO协议主张其权利。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属于一国的主权事项。通过对欧共体就这一问题的做法的研究，或许对我国会有所启示。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要保证既不违反WTO协议项下的义务，又能很好地维护我国的主权。
从总体上看，欧共体是否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的。这从欧共体法院在涉及GATT/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有关判例中不难发现。例如在1972年国际水果公司案中，欧共体法院经过对GATT1947的精神、结构和措词的考察，及对保障措施、协商程序、争端解决程序三个条款的集中讨论，以GATT1947存在“结构性弱点”为由，否认GATT1947在欧共体的直接效力。10WTO协议与GATT1947相比，有了很大的完善，尤其是建立了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在1999年葡萄牙诉理事会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尽管与GATT1947相比，WTO协议有了很大变化，但WTO仍以谈判功能为特征。尤其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22条规定，当不能立即采取执行措施时，当事方可以选择达成补偿协议。因此，不能以欧共体内部法律与WTO协议不符为由主张前者无效。否则，将剥夺WTO成员的立法和执法机构依据DSU第22条的规定通过谈判解决有关分歧的权利。同时，欧共体的一些重要贸易伙伴也否定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欧共体基于“互惠”原则应采取同样立场。11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欧共体法院承认GATT/WTO协议具有直接效力。例如在1989年Fediol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如果争议中的欧共体法令明确提及（refers expressly）GATT的具体条款，欧共体法院可以从GATT规则的角度来审查欧共体法令的合法性。在1991年Nakajima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如果争议中的欧共体法令旨在实施（intended to implement）GATT框架内的特定义务，欧共体法院可以从GATT规则的角度来审查欧共体法令的合法性。这两个例外在1999年葡萄牙诉理事会案中都得到了确认。12当然,也有学者认为Nakajima案中形成的原则会使欧共体法院根据欧共体在WTO法下所承担的义务来审查欧共体法的合法性变得非常困难。13
欧共体法院不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案例，几乎均是涉及某一欧共体机构没有履行欧共体根据GATT/WTO协议所承担的义务，从而损害欧共体某一成员国及其公民与法人的利益的情况。在例外的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案例中，则是某一欧共体机构没有行使欧共体根据GATT/WTO协议所享有的权利，从而损害欧共体成员国及其公民与法人的利益。14欧共体在对待WTO协议直接效力问题上的做法，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批评。15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欧共体法院的这种立场是有其合理性的。这实际上是个人（欧共体成员国）与欧共体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如果一概否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则不利于保护个人（欧共体成员国）的利益；但如果一概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又会不利于欧共体本身的利益。如何在个人（欧共体成员国）与欧共体之间达成利益平衡，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在欧共体没有履行GATT/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从而对个人（欧共体成员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若要求欧共体履行其义务（比如撤销某项法令），一方面会对整个欧共体法律体系造成某种程度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欧共体整体利益的维护。因此，现实的做法是拒绝该种情况下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在欧共体没有行使GATT/WTO协议项下权利从而对个人（欧共体成员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既能维护个人（欧共体成员国）的利益，又能促使欧共体本身积极行使其权利，维护欧共体的整体利益。因此，在该种情况下，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最佳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同欧共体的做法相类似，我国应一般地不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与欧共体不同的是，我国不应将例外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情况规定为：法律、法规明确提及WTO协议具体条款或者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因为是否明确提及WTO 协议具体条款对国内法律、法规来讲，似乎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况且达到何种程度算明确提及并没有科学的标准，主观性太大。至于是否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则更难以界定，况且并非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的法律、法规更有可能违反WTO协议，以此为标准来决定是否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欠缺合理性。笔者认为，以我国政府未履行WTO协议中的义务或未行使WTO协议中的权利为分类标准，决定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可能比较合适。即若个人以国内某项法律、法规与WTO协议不符，我国未履行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从而导致其利益受损为由诉至法院，则法院应拒绝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我国法院应当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即如果我国政府未行使WTO协议项下享有的权利从而对个人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如果该个人援引WTO协议，要求法院对政府的不作为进行司法审查，则法院应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支持该个人的权利主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且由于政府的该项不作为，会使我国本来基于WTO协议应当享受到的利益未享受到或未能充分享受，从而造成我国整体利益的损害。承认WTO协议在该特殊情况下的直接效力，一则可使个人利益免受损害，二则可以避免政府殆于行使权利。因此，在特殊情况下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实属必要。

四、 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构（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即个人是否可以援引DSB裁决（包括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主张其权利，是WTO协议直接效力问题的必然延伸。我国在整体上不应当承认WTO协议在我国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当承认其直接效力。在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特殊情况下，个人通过援引WTO协议使其受损利益得到弥补，且通常是因为政府不履行WTO协议项下的权利所致，一般不会引起WTO成员方间的争端，因此，这种情况一般不存在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但在不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可能DSB已作出裁决，裁定我国的某项法律、法规、行政程序违反WTO协议。个人是否可以援引DSB的该项裁决，主张其权利呢？这就涉及到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虽然迄今为止，DSB还未作出以我国为当事方的裁决，个人援引DSB裁决在法院起诉也就无从谈起，但是，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加入WTO的时间还很短，随着时间的推移，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因此，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应当引起国际法学界的重视。
从欧共体的实践来看，它一般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也即个人不能以DSB裁决为依据在法院主张其权利。如在Chemnitz一案中，欧洲初审法院回避了WTO上诉机构报告是否具有直接效力的问题，同时又指出个人要援引WTO上诉机构报告，必须证明该报告对欧共体施加了无条件的、足够清楚和精确的义务。16又如在Atlanta一案当中，欧共体法院法律顾问Mischo在向法院提交的一份法律意见中，指出欧共体个人不能援用WTO上诉机构报告来主张权利。他认为，基于一项国际协定建立的（司法）机构的决定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决定于该国际协定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同时，上诉机构的裁决并没有向其立法被发现违反WTO法的成员方施加任何立即修改其立法的义务。根据DSU第21条第3款，WTO成员有“合理期间”来执行上诉机构裁定并使其立法与WTO法相符。而且，DSU第22条给予了WTO成员在合理期间届满后仍维持适用其国内立法的可能性，如果争端当事方就合适的补偿已达成协议。因此，他认为个人不能依据上诉机构报告主张赔偿的权利。17
欧共体不承认DSB裁决直接效力的实践，对我国应该有所启示。DSB裁决作为适用WTO协议的产物，其是否有直接效力归根到底还在于WTO协议是否有直接效力。因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看似与我国实施WTO协议不属同一主题，但本质上，它仍属于实施WTO协议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Mischo在Atlanta一案中所指出的，基于一项国际协定建立的（司法）机构的决定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决定于该国际协定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同理，DSB裁决在我国国内法中的地位，决定于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由于WTO协议在通常情况下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因此，DSB裁决通常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在例外的WTO协议具有直接效力的情况下（仅限于我国政府不行使WTO协议项下的权利，从而导致个人利益受损），由于我国并未违反WTO协议，一般不会引起争端解决程序，反而不会产生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基于此，可以得出结论，DSB裁决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国内有学者认为欧共体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不论从履行国际义务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欧共体所强调的“互惠”的角度出发，欧共体都应给予DSB裁决以“直接效力”的地位。18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而非现实主义的观点。诚然，若WTO的成员方都赋予WTO协议以及DSB裁决直接效力，是有利于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但是，回到现实的层面，各国出于对其主权的维护，一般都不承认WTO协议以及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这是现实的需要，不能被简单地扣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帽子。即使从履行WTO协议义务的角度出发，按照Mischo在其法律意见中的观点，基于DSU第21条第3款及第22条的规定，也不应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至于从所谓的“互惠”的角度出发，由于至今还没有一个WTO成员方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得出的结论应是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而非承认其直接效力。总之，否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对欧共体来讲是现实的、合理的，对我国来讲也是如此。



1 张乃根、张家琦：《略论WTO法与中国“一国四域”法律关系》，《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4期，第62页；张乃根：《论WTO法与域内法的关系：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例》，载朱晓青、黄列主编：《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16页。
2 朱晓青、黄列：《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评析：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9—13页；饶戈平：《关于条约在中国国内法上的适用问题》，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188—191页。
3 这种立法活动发生在我国加入WTO之前，并非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因为当时WTO协议并非是对我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4 参见车丕照教授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2001年会上所提交的论文：《关于我国政府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义务的三个问题》。
5 朱晓青、黄列：《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评析：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7页。
6 张乃根：《重视国际法与国内法问题的研究》，《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3期，第12页。
7 该中文译本系参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译：《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4页。
8 该中文译本系参考周洪钧等编：《国际公约与惯例》（国际公法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85页。
9 张乃根、张家琦：《略论WTO法与中国“一国四域”法律关系》，《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4期，第62页。
10 Case 21-24/72, International Fruit Company, [1972] ECR,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443;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601-602.
11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7-450; Axel Desmedt, “ECJ Restricts Effect of WTO Agreements in the EC Legal Ord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1, pp.191-192.
12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1-472.
13 See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597-608.
14 余敏友、陈卫东：《欧共体围绕WTO协定直接效力问题的争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二）》，《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94页。
15 See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597-608;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1-472; Naboth van den Broek,“Legal Persuasion, Political Realism, and Legitimacy: the European Court's Recent Treatment of the Effect of WTO Agreements in the EC Legal Ord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4(2001), No.2, pp.411-440.
16 Case T-254/97, Eruchthandelsgesellschaft mbH Chemnitz v. Com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