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法债权理论观点认为，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不能成为侵害债权的主体。无论是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还是无因管理之债，都是一样。因为债权是一种相对权，其义务主体是特定人。因而，对权利的侵害只能是在相对应的义务主体违背其应尽义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成侵权。第三人不是债权人的相对义务主体，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违背义务而构成侵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复杂，由于第三人的原因而使债权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甚至无法实现的情况异军突起并且越来越常见。法律的终级使命就是保护权利。凡法律上的权利都具有不可侵犯性，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他人权利的义务。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对债权的有力保护，更是对我国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的保障。

　　一、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界定

　　所谓第三人侵害债权是指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故意实施或与原合同关系中的债务人恶意通谋实施旨在侵害债权人债权并导致债权人损害的行为。①在民法学上，第一次由法院受理的第三人侵害债权案件是1853年的拉姆雷诉盖案(“Lumley V.Gye”案)。当时，英国某剧院老板拉姆雷(Lumley)与当红女演员乔汉娜·韦波订立的演出合同限定某一时期韦波只能在该剧院演出，而另一剧院的老板盖明知该演出合同的存在，但为了竞争而引诱韦波到自己的剧院演出，从而因演员背约而致观众退票闹剧院使拉姆雷遭受惨重损失。为此拉姆雷对盖诉请赔偿。法官认为既然违约是唯一的诉因，被告又非合同当事人，那么合同相对性原则当然斥引诱之诉，因而根据债的相对性原则判原告败诉。但其他三位法官一致认为该案不应以合同相对性原则排斥第三人致损害的赔偿责任。他们依“主人依主仆关系对仆人所供劳务享有财产权”的观点，创立了合同财产的一般理论，即履行合同义务的承诺是一种无形财产，应受到与有形财产同等的保护，引诱他人违约正是对这种无形财产的侵害，受害人应得到损害赔偿救济，因此法院以被告恶意损害原告的合同而判决其赔偿原告损失。从此，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理论得以确立，并对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理论产生以后，理论界对此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否定者认为债券系相对权，存在于当事人之间，债权人对于给付标的物或债务人的给付行为并无支配力；其次，债券并没有所谓的典型的社会公开性，第三人难以知晓，并且同一个债务人的债权人有时很多，加害人的责任将无限扩大，不符合社会生活上损害合理分配原则；②于此同时，债权作为一种期待利益，不能成为侵权法保护的对象。而肯定说认为，债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具有不可侵性，因此当然应当得到保护。我国的《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宪法确立的权利不可侵犯性原则及合法权利受到同等保护的民法理念，债权理应受到法律保护，无疑具有不可侵犯性。因此，笔者认为当债的标的物受到第三人侵害时，只要符合第三人侵权的构成要件，债权人完全可以主张其权利，甚至获得赔偿。

　　二、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类型分析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对侵权行为的规范体现在第184条。该条第1项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第2项规定：“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者，推定其有过失。”因此，台湾学界根据这一规定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类型分析类型可以划分为以孙森焱教授③和郑玉波教授④为代表“三类型说”及以王泽鉴教授为代表的“四类型说”。

　　（一）三类型说

　　1、第三人的行为侵害债权的归属。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09条规定：依债务本旨，向债权人或其他有受领权人为清偿，经其受领者，债之关系消灭。持有债权人签名之收据者，视为有受领权人。第310条第2项规定：受领人系债权之准占有人者，以债务人不知其非债权人者为限，有清偿之效力。债权准占有人或收据持有人接受债务人清偿，导致债权消灭，损害真正债权人利益的，真正债权人除可以依据不当得利行使请求权以外，还可以基于侵权行为行使请求权。因此，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普遍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请求权基础是184条第1项后段的因违反善良风俗的侵害行为，但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权属，应该认为是源自于184条第1项前段规定中的权利。

　　2、因第三人的行为导致债务人不能履行对债权人的给付义务，债务人免除给付义务。也就是说，第三人侵害债权、债务人所约的特定的物而致使其毁损或者灭失，债务人因此免除债务，而此时的债权人有权向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在债务人以特定行为作为给付标的的有关人身性债务中，第三人拘束债务人的人身自由，妨害其给付行为不能正常履行的，债权人有权向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例如，甲驾车将乙歌星撞伤，致使其与某演唱会主办方缔结的演出合同无法履行的,依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25条的规定，乙歌星的债务被免除，而演唱会主办方可依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产生请求权，请求甲在符合后半段规定的构成要件下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3、第三人虽侵害债务的履行，但并不足以导致债权消灭。例如，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转移、隐匿财产、虚设抵押权等，致使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此时债权并未消灭，但是，对于债权人之债权不能得以清偿的结果，债权人可以可以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项后半段的规定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因为第三人得这种侵害债务正常履行的行为属于故意违反善良风俗的方法施加的损害于他人的情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二）四类型说

　　以王泽鉴教授为代表的台湾学者将第三人侵害债权主要划分为四种类型⑤。除上述“三类型说”中列举的前两种类型外,还分别列举了“二重买卖”和“诱使债务人违约”等类型。

　　1、二重买卖。例如：甲出卖房屋于乙，二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且甲交付该屋于乙，其后丙再向甲购买该房屋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去的该屋的所有权。在此情形下，无论丙是否知悉甲乙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都不能适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1项前半段的规定，其主要理由是基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并且发挥物之最大效用。丙作为登记权利人有权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有权向乙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是，至于丙是否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乙，应就个案进行认定。

　　 2、诱使债务人违约。诱使债务人违约（干扰他人契约关系）系侵害他人债权的重要类型。例如：甲使乙中止其与丙的雇用契约或不与丙续约。如前所述，“债权”并非属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1项的前半段所称的“权利”，故其加害行为纵然处于“故意”，仍然不能使用该规定，还须同时184条第1项后半段以“背于善良风俗”的方法加害丙方能适用。医生劝告受雇于矿场的病患中止工作；父母迫使子女脱离特殊行业；出高价使人违约跳槽，均不符合这个要件。也不适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项后半段的规定。只有像为了破坏竞争对手的重要研究计划，高价唆使其雇佣的某科学家离职，或为报私怨唆使房东中止租赁契约、迫使承租人搬家等,才构成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的方法损害他人。

　　三、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构成要件

　　（一）主体要件

　　第三人侵害债权行为的主体要件指的是侵害行为人必须是债的关系以外的其他人。这里所称的“第三人”是与债权债务的内部法律关系没有任何“债的交集”的民事主体，是真正的债的关系以外的人。因其主体特征如果与一般侵权的民事主体相混淆，则会造成概念上的混乱。而通过重点强调此处构成要件中的“第三人”在制度中的定位,可以有效防止侵权主体的随意扩张，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并且切实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二）主观要件

　　王泽鉴先生指出，基于利益衡量及价值判断，宜将“债权”作为一般法益而保护之，因此，须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方法加害于债权人者,始负赔偿责任。⑥即第三人有违背善良风俗加害于他人的故意。所谓故意，指行为人必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并且意欲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如果仅是为自己的利益而非以加害他人为目的，那么此行为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善良风俗”也并无抵触，相反应该成为这个“效率至上、崇尚竞争”的社会所鼓励的行为。

　　于此同时，因为债权相对来说缺乏公示性，第三人一般并不知道债权的存在，所以，如果过失也可成立侵害债权得主观要件，反而会限制行为人的活动自由，妨碍自由竞争的开展。

　　（三）损害要件

　　侵权行为的成立须以发生现实损害为要件。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受有实际损害为成立要件，若绝无损害亦无赔偿之可言。⑦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行为也不例外。因为如果债权人的债权并未因第三人行为而受到影响，即债权未受到任何损害，此时若要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则不符合民法的公平理念。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表现形式是千差万别，但后果是一样的。或是造成对债权的损害；或是使债权消灭或不能实现；或是债权虽能实现，但由于实现困难增加，使实现成本提高；或是债权人应获得的利益未能获得，从而使债权人的满足程度受到影响。

　　四、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责任承担

　　（一）第三人单独承担责任

　　第三人独自承担其侵害行为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的损害而引发的侵权责任。该责任承担类型的特征在于对债权人债权造成的损害，债务人没有过错，过错仅存在于第三人一方。若第三人故意侵害合同债权，同时也给债务人的利益带来了损害，债务人亦可基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向其主张损害赔偿。因为第三人不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所以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承担不履行债务的责任，而只能请求第三人负全部侵权责任。此时，由于债务人对损害的发生缺乏主观上的过错,若让其承担责任则显失公平。

　　内容提要: 口供之必取是支撑我国“符合说”之证明标准理论成立的关键。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之后，我国的证明标准必将面临转型。对于那些被追诉者不予供述的案件，应当实行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对于那些被追诉者自愿供述的案件，可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一、“客观真实说”与口供之关系

在我国传统证明理论领域，“客观真实说”居统治地位。近年来虽有观点挑战此说，却未根本动摇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支配地位。“客观真实说”的经典表述是：“刑事证明的目的，总的来说是要达到诉讼（案件）客观真实，即指公安司法人员在诉讼中根据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要符合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1]在“客观真实说”者看来，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事实”：一是公安司法人员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一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诉讼活动的任务就是要达到这两个“事实”完全符合。如果这两个“事实”不符，案件就不能终结，或者需补充侦查，或者会久拖不决。一言以蔽之，“客观真实说”的实质是“符合说”。

一般来讲，对于现存的两个事物，我们可以将其进行比对，判断其是否相符。譬如，每个公民都有身份证，有关部门只要查验身份证并将其所附照片与本人进行比对，就能确定“我”是不是“我”，因为“我”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对于已经过世的前人，我们只能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确定其长相如何，却不能用比对的方法来判断其长相是否真的如此。对于已逝事物的真实性的判断，只能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而不能依赖所谓的“符合说”来确定其真伪。换言之，“符合说”不适用于对已逝事物或者事实的判断。

那么，按照“符合说”理论，所谓的“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在哪里？事实上，所谓“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是曾经发生过但已经消失的事实。恰如历史事实一样，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但现在已经难以重现的事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历史事实是一过性的，过去了，不会重演，所谓‘复原历史事实’，其实是用证据和推理构建‘关于事实的知识’。”“譬如一个反应司法无能的电影，它先已告诉你事实明明是什么，所以你知道法庭是判错了；但是历史考证上没有这样的便宜，那个‘明明’的事实，在历史考证上恰恰是最为‘暗暗’。人们常说‘认识要与事实相符’，但必须两个东西都在明处，才能看他们是否‘相符’；若‘事实’本身在暗处，又如何判断关于这个事实的多项知识中哪一项与其‘相符’呢？”[2]正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过去，不会重演，所以汤因比才说，“历史学家经常说的‘事实明摆在那让人使用’的说法是错误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在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些沿着道路堆积的事实。人的活动对事实的形成产生相当的程度作用。历史的事实绝非存在于人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者事件。”[3]

显然，对于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案件事实，办案人员不可能通过“时空隧道”回到“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面前，将其与自己判断得出的事实进行比对，看其二者是否符合，而只能在证据基础上，形成自己所认定的“事实”。如果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即可确信其真实地发生过；如果证据不确实或者不充分，我们只能存疑待之，而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然而，多年来人们为什么对“符合说”深信不疑？这与口供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具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正是口供的必取，支撑了“符合说”的成立。只有真正理解了口供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才能真正理解“符合说”的实质。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被追诉者的口供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属七种法定证据之一。其并不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特殊法律效力，甚至立法还强调“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事实上，口供却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法律效力，在办案人员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办案必须拿下口供，否则侦查一般不能终结。在法定的侦查措施中，第一条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位列其他侦查措施之首。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为拿下口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恩威并用。相比之下，其他证据种类并非不可或缺。其次，口供常常是鉴别其他证据“真伪”的标尺，从而对其他证据种类具有统帅、整合作用，[4]其他证据则处于从属地位。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后，与口供能够相互印证者才会被采纳附卷，不一致者要么隐匿不用，要么做必要“加工”，使之与口供一致。再次，口供是有罪判决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尽管法院的判决书几乎很少说理，也很少对证据的采信及运用进行论证，但判决书中一般都会写“该犯（一直）供认不讳”，或者即使庭审中被告人翻供，也会写上“有书面供述在卷”等，以此说明判决的真实性。可以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口供既是证据，又高于证据；既是证据，又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事实。

口供地位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二：一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历史影响远未清除。在历史上，无论中西，口供都曾经占有至高无上地位。在欧洲，口供曾被称为“证据之王”，是最完善的证据，有此证据即可定案。[5]在我国古代，实行“定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口供裁判主义。受此影响，在我国实践中，取得口供就等同于破案。而没有拿下口供，即使其他证据确实、充分，一般也不能结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公安司法人员普遍意识里，口供就是事实，口供就是真相。有了口供就等于有了“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如果缺乏口供，就相当于缺少“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符合说”也就不能成立，案件就会陷入僵局。

由此，只有在被追诉者必须开口供述的司法体制下，“符合说”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而在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的司法体制中，“符合说”是不适用的。

二、沉默权之确立与“自由心证”之作用机理

自人类司法产生以来，追求事实真相一直是刑事诉讼的目标。然而，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人类认识能力不同，确定事实真相的标准也不同。在遥远的古代，人们认为真相难逃神的眼睛，神谕的结果就是真相。[6]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真相存在于被告人的口中。在英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前，“排除合理疑问”的证明标准尚未完全确立，任何疑问都需要被告人开口才能澄清。[7]贝卡利亚也认为，“审查犯人是为了了解真相。”[8]司法人员为取得口供，残酷的刑讯是必需的，因此，一部以口供为中心的司法史，就是一部拷问史。

不可否认，真实的口供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大作用。但是，两点因素使口供中心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一是由于种种原因，口供常常偏离事实而失真；二是强迫被追诉者供述不符合现代司法文明与人道精神。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后，司法官员再也不能从口供中求得事实真相。而只能依赖证据来还原事实真相，判断真相的证明标准过渡到了“自由心证”时代。那么，“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案件真相在哪里？就在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信念中。这一信念就在办案人员的心中。

沉默权之赋予标志着人类司法进入了以人权保障为特征的文明时代。但同时沉默权制度也客观上增加了办案人员定案的难度。因为被追诉者开口坦白总是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的，而在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只能以收集到的证据来确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口供中心主义时代，案件认定得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口供的真实与否，而在自由心证时代，案件认定的正确与否则取决于法官心证的客观与否。因为法官的心证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己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而“既有主观，就不免有主观主义的可能。”[9]所以“自由心证”制度的全部证据规则和诉讼程序的着眼点，均在于防止法官的主观臆断，尽量保证其判决的客观性。为此，在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其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基本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证据裁判原则，即案件事实只能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得来

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国家几乎都实行证据裁判原则，强调裁判案件事实依靠证据，不再认可口供在裁判案件事实过程中的至高无上地位。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其《改定律例》第318条规定：“凡定罪均须根据口供状”。到1873年将此条改为：“凡定罪均须根据证据”。在目前的日本，即使在那些被告人放弃沉默权而做出有罪供述的案件中，也要取得必需的证据，实行口供补强原则，而不认可口供具有作为定案的唯一证据的效力。

为保证证据裁判原则得到贯彻，许多国家还同时实行审判公开原则、判决理由公开制度等，以便当事人、社会大众以及上级法院对法官是否遵循证据裁判原则进行监督。正如法国学者指出的那样，“法官应当在判决中对其内心确信作出表述，用诉讼案卷与庭审辩论中向其提供的各项证据材料来证明其内心确信是正确的。没有说明理由的裁判决定（判决），或者说明理由不充分的裁判决定，或者包含有相互矛盾之理由的裁判决定，均将受到最高法院的审查。”[10]

（二）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多在一些主观性较强的领域实行

拿体育比赛来说，在跳水、体操等主观色彩浓厚的体育比赛项目中，都实行多数裁判主体原则；而在一些客观性较强的项目如跳高、跳远等项目中，往往有一名裁判即可。在诉讼活动中，古代的口供裁判主义下由于实行拷问和“罪从供定”原则，只要取得口供即可定案，一个法官即可完成此项任务，因为被告人是否做出供述，一个人即可做出判断。但是，在实行自由心证后，由于缺少了口供，法官必须按照其他证据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做出判断，这无疑比依靠口供定罪的做法要困难得多。为了防止一个法官可能出现的主观臆断，实行自由心证的国家同时实行多数法官裁判的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并且要求法官的裁决必须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以保证判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的知识是要求得到共同赞同的知识，全然不同于‘仅仅是一种’（主观的）看法。”[11]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的“客观性”与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有所不同。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是指与主观性完全对立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结果意义上的或者说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性。此处所谓“客观性”，是指与人的主观认识相结合的一种“客观性”，其并不完全独立于人的主观性，也不与主观性相对立。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认识过程中的、不能脱离人的主观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比如，要求人的主观认识来源于客观证据；认识主体要中立、公正，具有自主性；认识结论要符合人类的一般经验与常识，能够获得同行的认可，从而获得共识。这种“客观性”是一种相对的、有限的客观性，而不是绝对的客观性。“与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具有更多的先验性，较少的相对性不同，有限的客观性是法律——或者任何解释性活动所能追求的唯一一种客观性，也是唯一值得我们关注的客观性。”[12]

在裁判活动中，这种“客观性”表现为认识主体达成的“共识”，即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其要求有二：一是裁判主体应当有多个，而不是一个或寥寥数个；二是判决要求裁判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比如，在美国，刑事陪审团由12名陪审员组成，一般刑事案件要求裁决的投票结果达到9票以上，死刑案件则要求全票同意，且要求12名陪审员都要投票。在法国重罪案件审判中，凡是做出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一审时最少需要12名法官和陪审员中的8人投赞成票，而上诉审时则需要10票赞成。表决中空白票或无效票应当按有利于被告人的票数计算。我国香港的陪审团由7人组成，做出有罪判决最低要求5人同意，在废除死刑前，对于死刑的有罪判决必须是7人全体同意。

（三）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裁判原则和复合主体

裁判原则并不能当然保证裁判的客观性，因为如果证据本身充满了主观随意性，裁判的结果仍然意味着主观臆断

为保证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都实行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这就是法庭审理的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合称。直接原则要求法官只能以法庭上直接调查过的证据作为裁判基础。言词原则要求对证据的提出和质证都要在法官面前以口头方式进行，否则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直接言词原则强调法官的亲历性与证据的原始性，禁止以控诉方提交的书面案卷材料作为裁判的依据，因为“朗读侦讯笔录不仅违反实质的直接性原则，而且从真实发现的角度而言，并未接受诘问检验的侦讯笔录，其记载往往断简残篇、不一而足，单单由朗读侦讯笔录，根本难以还原证人当初陈述时的氛围，潜藏郢书燕说的危险，法院难以形成对抗侦讯官员的印象与心证之裁判基础。”[13]

直接言词原则还可引申出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并进一步要求裁判者具有独立自主性。集中审判原则要求审判必须持续而集中地进行，不得间断，直到法庭做出裁判为止。而在场原则要求从事法庭审理的法官必须始终在场，不得中途更换。只有贯彻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庭审中的证据才能发挥对案件事实的决定作用，而只有裁判者独立自主，也才能最终保证法官的心证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他们必须‘自主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控制和指导。‘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科学只有在不受非科学家的干预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4]这种独立自主性不仅适用于科学研究，也适用于对事实的认定。

三、我国证明标准之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