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应遵循的原则/王腾飞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2 06:11:23   浏览:9690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检察机关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始终,用于指导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查、立案、批捕、公诉等环节的法律实施和适用,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做好涉农职务犯罪查办工作的基础和根本。
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应遵循的原则与其他领域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基本原则有着共同之处,即大家所熟知的,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和严格遵守的客观公正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原则、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原则、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原则等等。除此以外,涉农职务犯罪由于自身特殊的原因,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有着与众不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在中国农村有着世界上最淳朴的民风,在中国农村有着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老百姓。所以在检察机关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法律适用过程中,除遵循上述原则以外,还要更加注重遵守和应用情理并重原则。在这里我们主要着重阐述一下情理并重原则。
情理并重原则是检察机关在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过程中,所做出的决定、结果以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内容要客观真实、适度、符合情理性、具有人性化。一个社会反映良好的、圆满的、完善的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决定是什么样的?不仅应当是客观公正的,而且还更加具有人情味,所作出的决定和结果内涵一种情理,只是客观公正,而没有情理的法律适用决定是不完善的,不会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所以完善的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应当具有人性基础,不仅应具备天平一样的公正,还要有春风旭日般的温暖。只有这样的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才是我们检察机关所要追求的并努力实现的。
在检察机关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案件做出了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律适用决定,但当地老百姓不满意,犯罪嫌疑人不满意,当地党委不满意,有的在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从表面上看,某个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决定用冰冷的语言直截了当对案件做出了决定,这种直截了当的、就案办案的机械是的执法办案方式无情的打破了当地老百姓对检察机关查办涉农职务犯罪的美好期待。从深层次上看,这个并为超越法律切合乎法律规定的法律适用也面临着是否为“一种科学、完善的法律适用”的疑问,它除了机械地定罪处罚以外,是否充分体现了当地老百姓的情理。
情理法作为不同的社会规范,许多人认为它与法律是不相融合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情理法是相互贯通、相互融合的,比如想说这个问题的合理性、正当性的时候,就会强调与情、与理、于法都应该这么做,如果讲到这件事情是错误的是犯罪,就会说天理不容、人情不容、国法不容。
情,主要是指“人之常情”,活生生的平凡人的正常之心,指社会公认的情感、人情,而非个人的好恶,个人的私人感情。法者,定纷止争也,法律是公正善良的艺术,我们所强调的依法治国所要求的法律不仅仅是规则的理性,还必须具有超越于刚性法律条纹之上的正义价值,还必须蕴含和体现人情,体现人文关怀。理,指人们认识到的各种自然、社会规律以及对此形成的整体看法。在检察机关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时,要有“常识性的争议衡平感觉,坚持大众的理性和自然的理性,在具体的涉农职务犯罪个案中对等待决定的案件事实和可能使用的法律规范之间进行理性思考。法。很简单,是指国家制定的具有强制力的社会规范。我们依法治国的目标不是把法律变成暴力的工具,它要求具备人格化的法律,有亲和力的法律,如此民主的法治模式,理性的办案原则、文明的法律精神,才能使理想的和谐社会状态变为现实。
我国正在逐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用法治取代人治,宪法和法律高于其他社会规范,即法律至上,同时还提出人民至上的理念,把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检察机关法律适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其他情理规范与法律发生冲突时,毫无疑问法律应该优先适用,但是如果仅仅这样机械式地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经常会让我们感到无奈、困惑,甚至有的法律适用决定让人感觉到冷酷。这样就会很难让老百姓对检察机关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决定产生认同和信任,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反对法律本身,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背道而驰,我们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客观公正适用法律的同时,要将情理因素考虑其中,做到法理和情理同行,将法律至上和人民至上有机的融合起来。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和优良的历史传统,情理法的有机辩证统一,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积淀,是情理和法理的有机结合。法律是建立在情理的基础之上的,是情理的提炼和升华。严格的说我国的法律不是从自己本土文化和传统中自然产生的,它的主要体系和一些基本概念都是借鉴于其他西方法治先进国家的法律,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由于是移植过来的,就不会产生西方法律文化那种自然而然的情理和法律之间的密切衔接和有机融合。我们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进行法律适用时,特别强调用“法律精神“来指导和规范法律适用,法律精神不仅指理性的法律,也包含客观规律、道德准则、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基本方针,要求到查办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上,就变成对检察机关执法行为的本意、目的、实质内容的要求,严格来说,不科学的、不合情合理的法律适用决定,就是对法律精神的抵触。所以检察机关在查办涉农职务犯罪进行法律适用时,不能不考虑情理的因素,只考虑法律条文的内容。因为情理已经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常识和精神食粮,情理不以人的意志已经渗透到立法、司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情、理、法已融合为一体。鉴于此,我们在查办涉农职务犯罪,进行法律适用作出决定时,不但要考虑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还要考虑在情理上能不能被广大老百姓所接受。如果只考虑法律规范的适用,而不兼顾情理,拉大法理和情理的距离,也就不可避免出现老百姓的民意与司法机关法律适用决定网络对峙的局面,达不到立法者的立法本意和立法目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在查办涉农职务犯罪进行法律适用时,既要谨慎严密的适用法律,又要细心周密的考虑情理因素;既要严厉的打击涉农职务犯罪,又要兼顾老百姓的情感;既要所做出的决定合法,又要合情合理。这给我们检察机关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应符合检察权的设置本意和履行目的;2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决定应当建立在科学、严谨、正确的思考之上;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决定的内容要合法、合情、合理。只有这样,检察机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才能发挥出最大效能,做出最大贡献。

作者:定兴县人民检察院 王腾飞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危险驾驶罪的成因与预防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黄玉雪
我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高居世界前列,其中醉酒驾车、飙车等行为是人为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鉴于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已经给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及社会公共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威胁,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自2011年5月1日实行以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15件危险驾驶案件,占全院受理刑事案件的16.85%如图

一危险驾驶罪的概念与特征
危险驾驶罪,是指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危险驾驶,足以造成严重后果,危害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本罪的主要特征是:
1侵犯的客体是交通安全。所谓“交通”,是指航空、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即在“公共管理的范围”内的交通。所谓“交通安全”,是指在交通过程中危害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2此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因此构成此罪要求在客观行为方面,要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1)行为条件: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这里法律条文采用列举的方式,仅将醉酒和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行为入罪。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醉驾的界定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对于“醉驾”的认定并不是根据行为人的意识状态,而是根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而定。
首先,对“醉酒驾驶”的理解。目前法律中所认定的醉酒并不是根据行为人的意识状态确定,而是依赖驾驶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我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 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1,小于80mg/100m1属于饮酒后驾车;醉酒驾车是指车辆 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通过计算可以看出,法律上的醉酒标准基本上相当于3两低度白酒。所以“没有喝醉, 不会被判刑”、“干喝不醉,驾车无罪”的理解是错误的,从法律角度讲“醉驾”其本质还是“酒后驾车”,与人的意识清晰程度、控制能力无必然关系 。 我院审理的这15件危险驾驶案件,均为醉酒驾车,其中血样中乙醇含量100mg/100ml——200mg/100ml的12人,200mg/100ml以上的3人。如图
其次,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不同的是前者需要“情节恶劣”的条件,而醉酒驾车无论情节严重与否均可构成本罪。之所以醉酒驾驶不以情节论,主要是考虑到该行 为的客观危害性的确定性,即从医学角度考虑在血液酒精含量达到10mg/100m1以上,人的判断力和控制力都会下降,已经不适合驾驶机动车。酒后驾驶的 行为人即便是清醒的,但是其机体对客观事物的反应时间已经出现延迟,即判断道路状况的敏感力降低。因此,醉酒驾车无论何种情节均需承担责任,换句话说只要 驾驶者被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1即可构成本罪。同时第二款还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也就是说,如果由于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等行为,可依据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因此危险驾驶罪的设定是为预防交通事 故所设定的安全驾驶模式,是对驾车司机的一个约束性规定。
(2)空间条件: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要在道路上进行。既然该罪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后,作为该条的内容之一,那么这里的“道路”就应该与交通肇事罪中的“道路”范围相一致。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即凡是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都可以称之为道路。
(3)对象条件:驾驶的是机动车。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包括大型汽车、小型汽车、专用汽车、特种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等机动车辆。我院审理的15件危险驾驶案件中,重型货车1辆,小型汽车10辆,两轮摩托4辆。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为非机动车,因此醉后驾驶电动自行车或驾驶电动自行车追逐竞驶的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罪。
(4) 情节条件:情节恶劣。构成危险驾驶罪要求具有“情节恶劣”的情形。法条对于“情节恶劣”没有作具体的规定。但依照立法的本意,在闹市区、在高速公路上等醉驾或追逐竞驶,或车上载有多人等情形可以视为情节恶劣。这里的“情节恶劣”不包括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情形。因为危险驾驶罪处罚的是醉驾和追逐竞驶的行为,不要求造成严重后果,只要有醉驾或追逐竞驶的行为即构成该罪,如果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交通肇事罪或其他罪名处罚。
3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在实践中,主要是指具体操纵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包括飞机、火车、船舶及汽车等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应当指出的是,驾驶人员不仅是指有合法驾驶证件的人员,也包括虽无合法驾驶证件但却实际操纵交通工具的人员。我院审理的15件危险驾驶案件中,无证驾驶人员为3人,驾驶车辆均为二轮摩托。
防范的主要方法就是,一是执法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对于危险驾驶罪的行为及后果,加大宣传力度,虽然有各种媒体的多角度宣传,但是媒体的着眼点和宣传方法毕竟不够专业。我院审理的15件案件中,农民10人,文化程度均较低,对于法律的认识不够充分,也与执法部门宣传力度较弱有关系。二是严格执法。要让公民严格守法,并不在于刑罚有多严厉,而是让他意识到违法必受到追究。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就称“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我院审理的这15件危险驾驶案件均是发生事故后发现为醉驾,如果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整治酒后驾驶专项行动,应该能够抑制醉驾情况的发生,只有持之以恒的严格执法,才能让潜在的醉驾者受到威慑,进而才能减少醉驾现象的发生。


浅析民诉中的举证责任

王胜宇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是指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一方因法院不能认定这一事实而承受的不利裁判的危险。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对举证责任含义的解说经历了行为责任说—— 双重含义说—— 危险责任说的变化。这一变化反映了对举证责任这一复杂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行为责任说把举证责任理解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就自己所主张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双重含义说认为举证责任一方面是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另一方面是不尽举证责任应承受的裁判上的不利后果;危险责任说则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承担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
  理解举证责任含义应注意下列问题:第一举证责任与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具有紧密联系,是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引起的诉讼上的风险。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实际上是负担这一诉讼上的风险。有争议的法律要件事实经过举证活动后会呈现出三种状态:其一是该事实已被证明为真,其二是该事实被证明为假,其三是该事实真伪均未获得证明。前两种状态均与举证责任无关,因为法院是依据已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的。唯有第三种状态,才涉及到举证责任问题。在现代诉讼中,即使当事人主张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终结前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为了实现解决纠纷的目的,法院也不得因此而拒绝下裁判。在法律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必须将真伪不明引起的不利诉讼结果判归对该法律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第二,举证责任是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发挥裁判依据作用的;第三,举证责任只能由一方当事人负担,而不能由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负担举证责任,此外,法院在诉讼中是不承担举证责任的;第四,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的主要作用是引导法院在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作出裁判。
  举证责任与主张责任:主张责任,是指当事人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裁判,需要向法院主张对自己有利的案件事实。
  当事人需要在诉讼过程中主张有利于自己的案件事实,否则同样有败诉的危险,因为当事人自己不提出这些事实,法院一般无从知道,也就不能以它们为依据作出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裁判。我国对民事审判方式进行改革后,实行辩论式诉讼,在辩论式诉讼中,为了保证程序的公正和法官的中立,法庭一般不主动调查那些当事人在诉讼中未主张的事实,因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张责任更为明显。
  主张责任也存在着双方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即在诉讼中,需要明确原告应提出哪些事实作为自己诉讼请示的依据。被告应提出哪些事实作为反驳诉讼请求的依据。主张责任的分配取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按照分配举证责任的同一标准进行分配的。
  举证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为避免败诉危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必要性。
  提供证据的责任与主张责任有密切关系。在通常情况下,提供证据的责任后于主张责任而发生,在当事人已主张一定事实的情况下,才有提供证据证明的必要。但另一方面,提供证据的责任并不一定紧随主张责任而发生,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是免予证明的事实。
  提供证据的责任与举证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为:(1)对负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来说,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是为了避免举证责任在诉讼终结时实际发生;(2)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负担首先提供证据的责任。
  举证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之间的区别在于:(1)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担不同。前者可以根据预先设定的标准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后者既没有必要预先分配,也没有可能离开诉讼的具体情形来预先分配;(2)责任转移与否不同。前者按照实体法的规定或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确定归某一方当事人承担后,始终固定于该当事人,不会随着证据的提出转移于对方当事人后者则会在举证过程中发生转移。提供证据责任的转移与败诉危险的暂时转换具有对应关系,它随着败诉危险的转移而转移;(3)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不同。前者,只能由一方当事人负担,因为如果让双方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将失去作用,后者,则有可能由双方当事人负担,即一方负担提供本证的责任,另一方负担提供反证的责任。
  推定与举证责任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特定情况下,推定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责任之所以是这样分配而不是那样分配,其原因要在于推定的客观存在。
  2、推定能够改变举证责任的事实对象,当事人之所以可以对此事实而不是彼事实负担举证责任,关键原因在于此事实与彼事实之间也有推定存在。
  3、推定决定举证责任的转移和变化,在诉讼中举证责任之所以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转移,其原因在于推定发挥了作用。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