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
广东省湛江市人民政府
湛江市人民政府文件
湛府〔2001〕78号
颁布《湛江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海岛经济开发试验区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湛江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湛江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
为了鼓励科技人员研究开发高新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进步和经
济、社会发展，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湛江市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鼓励技术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
（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以及各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将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对外进行技术转让的，应当从技术转让所取得的税后利润中提取不低于20％奖励给研究开发该项科技成果的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员。科技成果主要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所得奖励份额应不低于奖励总额的５０％。职务专利权单位在专利技术转让、许可他人实施后，可以在收益纳税后提取30％，作为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报酬。在专利权有效期内，职务专利权单位在自行实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后，每年可以从实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所得的税后收益中提取５％，或者从实施外观设计专利所得的税后收益中提取１％，作为发明人或设计人的报酬。单位以职务专利权作价投资的，可从投资所得的税后收益中提取３０％奖励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应当积极组织力量支持帮助科技成果完成人进行成果转化，如单位在成果完成后一年内未能实现转化的，允许科技成果完成人在不变更职务成果权属的前提下，与本单位签定利益分享协议，享受转化该项成果规定的权益。科技成果完成人自行创办企业转化该项成果的，本单位可依法约定在该企业中享有股权或出资比例，也可以依法以技术转让的方式取得技术转让收入。
（三）企业在科技成果项目投产3-5年内，应按项目投资后税后利润总额的 10％以上奖励参加项目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和有贡献的管理人员。从事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人员和有关管理人员的收入，要与科技成果取得的经济效益及个人所作贡献相挂钩。
（四）经国家、省和湛江市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列入省和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列入国家和省重点新产品计划，同级财政按国家、省有关政策和《９８８科技兴湛计划》的有关规定给予资金扶持。经认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从第一次销售之日起５年内给予资金扶持。
（五）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转让经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登记的，其营业税按国家规定予以免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得的技术性收入经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登记的，其所得税按国家规定予以免征。
（六）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其他科技人员在湛江市（含县、市、区）创办技术成果转化基地，以及同企业开展产、学、研联合开发。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可以用合作的方式，携带项目、人员、仪器设备等进入企业。具体合作方法，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以协议的方式予以确定。
（七）专业技术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不侵犯国家和单位的经济技术权益的前提下，可以在其他单位兼职从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工作。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应当支持本单位科技人员利用节假日和工作日从事研究开发和成果的转化活动。单位应当建章立制予以规范和保障。
（八）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离岗创办科技企业和转化科技成果，单位应当与其签订保留原单位工作关系的协议。离岗期间由原单位继续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所需费用由用人单位按有关规定承担。允许离岗人员２年内回原单位竞争上岗，保障重新上岗者享有与在岗工作人员同等的福利和待遇。
二、鼓励创办高新技术企业
（一）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建设用地除应支付征地补偿费用外，免征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地方收入部分。具有国际领先国内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项目，免交土地使用费地方收入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优先申报发行债券、股票和股票上市。
(二)允许国有和集体性质的高新技术企业吸收本单位的业务骨干参股，以增强企业凝聚力；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时，允许业务骨干作为公司发起人。
（三）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与其投资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要实行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合理确定投资回报比例，为企业留足发展资金，保障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研究开发队伍的稳定，在经营决策、用人、分配等方面赋予企业经营者充分自主权。
三、推进技术股份化
（一）鼓励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经国家、省和湛江市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成果作为股权投资的，成果价值占注册资本的比例可以达３５％，合作各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用高新技术成果作为股权投资的，其成果完成人可以获得不低于该成果所占股份的２０％的股权奖励。
（二）鼓励科技人员采用人力资本作价入股。应用开发型科研院所的骨干科技人员，关系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科技人员，可以采用人力资本作价入股。人力资本作价入股，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且作价入股的比例不得超过总股本的３５％。
（三）向科技人员提供股份奖励。经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从所有者权益的增值部分中拿出不超过３０％的比例作为股份奖励给科技人员。骨干科技人员获得的股份奖励份额，应当不低于奖励总额的５０％。
四、建立新的科技成果评价体制
（一）改革科技成果评价体制，对不同类型的科技成果采用不同评价标准和方法。面向生产和市场需求的应用研究，其成果应能应用，要以取得知识产权、特别是发明专利授权为主要评价方式；技术开发的成果要有效益，以市场为主要评价方式，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专利申请与授权为主要评价标准。没有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市场承认、没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成果不得进行鉴定和评奖。
（二）改革现行科技成果登记制度，改变把科技成果鉴定作为认定科技成果唯一方式的做法，以促进多元化的科技成果评价的形成，扩大科技成果信息来源。除鉴定证书外，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有较大学术价值或实施后取得经济、社会效益的，报专利管理部门确认，可申报科技成果登记和评奖。经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实施有效的科技成果，报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可申报科技成果登记和奖励。
（三）科技成果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应作为科技人员晋升职称、增加工资、参加评奖的重要依据。
五、为成果转化创造良好的环境
（一）各有关政府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在建立信息服务体系、发展中介服务组织、保护知识产权、提供教育培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融资机构等方面做好工作，为科技成果转化做好服务。
（二）政府利用竞标择优机制，以财政经费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包括采用贷款贴息、补助资金和风险投资等形式支持成果转化。各专业银行应对符合信贷条件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积极发放贷款。
（三）大力开发第二次人才资源，可通过延退、返聘、外聘等形式，多方创造条件，充分发挥离退休高级人才的专业技术特长，支持他们为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力量，并按规定享受与在职人员同等的待遇。
（四）充分发挥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引进高层次人才的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申办博士后工作站，并完善科研条件，吸引一批博士人才来我市进行科研攻关、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
（五）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和成果转化的企事业单位，应不断加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投入力度，在继续教育经费使用上重点向业务骨干倾斜。
（六）保护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维护科技成果完成人、发明人、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严肃查处和制裁各种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有关部门对专利申请以及专利技术的推广应用、转让、实施许可等提供全面服务。对我市科技、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由市财政对授权专利的本市专利人给予奖励。
（七）对科技成果转化作出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优先推荐申报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国家、省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和“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等称号，可以破格评定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本规定由市科技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刑事和解模式研究
——兼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
叶 祖 怀
[内容摘要]我国学界及司法界依据对刑事和解内涵的不同界定，对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不同的建构，并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刑事和解的模式做了不同的分类。以和解的达成方式以及刑事和解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分类标准，对近年来我国的刑事和解司法现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我国的刑事和解主要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模式、司法机关调解模式、人民调解模式、联合调解模式等四种模式。而其中，以人民调解模式最能体现刑事和解的价值蕴涵，最适合我国国情，因而应当成为建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首选模式。
[关键词]刑事和解 和解模式 模式选择
当前，基于对刑事和解内涵的不同解读以及在价值取向上的各有侧重，刑事和解在我国应采何种模式，法学界及司法界均有不同声音，各地司法机关迄今所进行的探索亦各具特色。笔者认为，能否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价值蕴涵，并充分考察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在现行基本刑事制度的基础上创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模式，是关乎我国刑事司法是否有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问题。
一、刑事和解制度考略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界定
关于刑事和解的概念，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
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刑事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修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1]
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2]
也有学者认为，在我国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经由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被害人和加害人面对面地直接商谈，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可以保障和解的有效性及合法性。[3]
不同的概念界定，实际上表明了论者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不同建构，包括对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适用范围、司法机关在和解中的作用、调停人的设置、和解后果等的不同认识。
（二）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
在我国，也有论者将刑事和解做狭义与广义之分，认为狭义的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程序的起源，广义的刑事和解就是恢复性司法程序。[4]根据联合国《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第3条的规定：“恢复性司法方案系指采用恢复性程序并寻求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恢复性程序（restorrative process）是指被害人、加害人及其他受犯罪影响的个人或者社区居民——通常在一个公正、中立的第三方的帮助下——积极协商，共同寻找解决犯罪引发问题的任何程序。恢复性程序可能包括调解、调和、会商和共同定罪。”由此看来，上述对刑事和解内涵的狭义和广义区分不无道理。
但是,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作为与报应性司法（retributive justice）相对应的概念,在我国，人们在谈论时更多的是从观念意义上,将恢复性司法视为一种理念。而谈到刑事和解，则更多的是从制度层面，认为刑事和解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为不致引起语义上的混乱，本文所指刑事和解，即是指刑事和解制度。
（三）刑事和解的制度渊源及发展轨迹
现代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又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oin/mediation），[5]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切纳市实施的一个被害人——犯罪人和解计划（VOR Program）。[6]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厄克哈特市也建立了美国的第一个刑事和解计划。其后，随着恢复正义理论、被害人犯罪学等学说的勃兴以及对刑罚价值功能有限性的认识，同时也是基于对司法效益与社会和谐秩序最大化的追求，刑事和解运动在北美、欧洲等地迅速发展。
美国律师协会于1994年认可了刑事和解，被害人援助组织也于1995年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有45个以上的州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项目达300余种。在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也纷纷行动，建立起各富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以芬兰为例，1983年，芬兰首先在赫尔辛基的万达市推行刑事和解计划，之后逐步推广到100多个自治市，仅1995年，各地采用“刑事和解计划”调解的冲突即有3000起，涉及4600名犯罪嫌疑人。[7]
刑事和解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展，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9年7月，联合国做出题为《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的1999/26号决议；2000年4月10日，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犯罪人处遇大会通过《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21世纪挑战的维也纳宣言》，提出为支助犯罪受害者而酌情实施国家、区域和国际行动计划，即导入调解和恢复性司法计划，鼓励开发恢复性司法政策、程序和项目；2002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2002/12号决议），对刑事和解的定义、项目的利用、运营、调停人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至此，刑事和解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认可，并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8]
（四）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西方学术界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的解说，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是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框架的考察》一文中提出的刑事和解制度的三个理论框架：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9]
1、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建立在被害人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合理期待的基础之上，当原有的平衡和公正规则被打破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一种最为简单的方式来恢复他们所期待的平衡。[10]
2、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被视为被害人叙说伤害的过程，该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故事本身的内容，而在于叙说的过程和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共鸣。[11]
从这两种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内容上看，它们都源于被害人犯罪学的兴起以及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的出现，着眼于强化对被害人的利益保护。
3、恢复正义理论（restorative theory）认为，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对社会甚至对犯罪人自己的伤害，刑事司法程序应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12]一般认为，恢复正义理论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最基础的理论支撑。
二、刑事和解模式分类
（一）刑事和解模式分类概览
目前，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模式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划分，而不同的划分标准则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分类。
1、依众多论者的观点，刑事和解可分为以下四种模式：（1）社区调停模式（community model）：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被逮捕以前由社区进行调解。（2）转处模式（diversion model）：在刑事司法程序启动之后、终结之前，将案件交由社会上的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3）替代模式（alternative model）：该模式在尊重被害人意志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对犯罪者的刑罚处遇而使纠纷得到解决，实现犯罪者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4）司法模式（justice model）：这种模式重视被害人的利益，将刑事和解作为提高犯罪人责任的一种手段。[13]
2、有学者将刑事和解的模式分为三种：（1）被害人和加害人和解方式（Victim-Offender mediation）：被害人和犯罪人在一名中立的调解人主持下面对面交流，协商确定犯罪人应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的一种模式。（2）会商方式（Conferencing）：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各自的支持者会聚在一起，在调解人的主持下共同讨论犯罪解决方案的一种模式。（3）圆桌会谈方式（Circles）：在协调人的主持下，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各自的支持者以及其他受到犯罪影响的社区成员共同商讨如何处理犯罪案件的一种模式。也有学者将上述模式分别称为调解模式、和解会商模式、圆桌审判模式。[14]
3、有学者以和解的达成是否具有对刑事犯罪的独立处分意义作为划分标准，将刑事和解分为平行模式与整体模式：（1）、平行模式：刑事和解在刑事司法体制之外独立运作，它要求完全在市民社会“自治”的状态下，由社会（社区）及社会个体对犯罪作出自主处置。（2）整体模式：刑事和解通过与正式刑事司法体制的衔接或整合，成为传统司法体制的一部分，承认国家对犯罪处理的决定权。[15]
4、有论者在将刑事和解的结构划分为共识模式、审查模式的基础上，又将刑事和解结构的具体形式图像化：（1）杠型结构：加害人与被害人就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行沟通，并达成和解协议，司法机关在此过程中处于消极地位，只负责履行告知义务并认可和解协议。（2）倒T型结构：加害人与被害人虽然可以进行协商，但只是有限参与，协议内容只能由司法机关最终确定，并为处理案件提供审查对象。（3）正三角形结构，也称互动模式：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主体性体现在彼此对达成和解协议的自愿自主，司法机关的优位性体现在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指导监督，而契约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展示出加害人和被害人对司法机关权力的某种平衡。[16]
5、陈瑞华教授将刑事和解分为以下三种模式：（1）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加害方在认罪悔过的前提下,经与被害方自行协商,就经济赔偿达成书面协议,使得被害方不再追究加害方刑事责任，检察机关经审查后,接受双方的协议和被害人的请求,对加害方不起诉或者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2）司法调解模式：司法人员通过与加害方、被害方的沟通、交流、教育、劝解工作,说服双方就经济赔偿标准、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协议,从而促使被害方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3）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司法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经过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可不再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17]
（二）刑事和解模式分类评述
刑事和解的结构，是指刑事和解各个主体之间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它决定刑事和解的性质和特征，蕴含着刑事和解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的制度程序。[18]然而，由于学界对刑事和解内涵的不同界定，使得刑事和解的结构模式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姿态。
前述第一种分类，虽然从内容上看涵盖了目前西方各国刑事和解的主要操作模式，但认真分析发现，进行这种分类所采用的标准是不同一的。仅从名称上看，它们之间也不具有同比性。将分类标准不同的概念并列在一起，极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19]而且，由于司法模式被认为是一种惩罚性的模式，赔偿被视为是对犯罪人附加的一种惩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刑事和解的内在价值追求，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
第二种分类以和解达成的方式作为划分标准，界限清晰，但这种分类未能就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和解的法律后果做直观的展示。
第三种分类将刑事和解划分为平行模式与整体模式，但其赖以划分的基础就存在这样的疑问：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可以完全独立于刑事司法体制之外的完整的刑事和解过程，以至于自犯罪发生至案件最终处理完毕，期间根本就找不到刑事法律或者司法机关的身影？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无论是警察将案件移交给社区，还是司法机关最终认可他们所达成的协议，它们都未能从根本上逃脱法律或者司法权力的光顾。而一旦无法达成协议，则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更是必然的和唯一的结果。即使是司法机关对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犯罪人的“不处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司法体制之内的“处理”。所以，所谓社会（社区）及社会个体对犯罪进行的“自主处置”，并不具有绝对意义。
第四种分类，则是建立在首先对刑事和解的内涵和结构进行清晰界定的基础上，将各种模式以模型的方式进行了形象的演绎，直观、生动地展示了刑事和解的蕴含，意在揭示刑事和解各个主体之间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陈瑞华教授则着眼于我国刑事和解的各种运行方式在程序启动、具体参与人、调解主持人以及协议的促成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区别进行分类，既勾勒出了各参与主体之间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也与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现状最为贴近。但是，由于其将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限定在最终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范围内，从而将法院适用刑事和解对犯罪人判处非监禁刑的情形排除在外，导致适用范围过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