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政府


保定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金融业发展的意见

保市政（2008）3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做强金融产业，强化金融支撑，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推动和调控作用，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加快金融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冀政[2007]94号）和《关于对金融机构实行奖励和风险补偿及鼓励企业上市暂行办法的通知》（冀政办函[2007]65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一）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体系。成立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利用三年时间，建立起涵盖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每个企业、每个人的信用数据库，整合金融、工商、税务、土地、房管、环保、劳动、海关、质监等方面的信用数据，创办保定信用网，全力打造诚信保定。在全市开展创建信用县（市、区）活动，年终评比验收，对工作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落后的给予通报批评。市中小企业局牵头，有关部门配合，抓紧制定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并认真抓好督促落实。
　　（二）建立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坚持科学性、真实性、可操作性、连续性的原则，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市政府每年对各县（市、区）金融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一次评价，并将结果作为对各县（市、区）政府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和政府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参考。年终评比验收，对工作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落后的给予通报批评；对信用环境恶劣，逃废债务行为严重的地区，给予其主要负责人问责和惩戒。市人行负责制定评价办法，报经市政府同意后付诸实施。
　　（三）坚决打击逃废金融机构债务行为。各级法院加强金融案件的立案、审理、执行，提高办案效率；市政府成立追逃办公室，帮助金融机构追逃债务，重拳打击恶意逃废金融债务行为，切实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
　　出台“黑名单”制度。对于逃废金融机构债务的企业和个人，由金融机构申报，人行、中小企业局负责认定并通报。对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其银行账户要进行监控或冻结，不能再开立新的账户，由各金融机构实施联合结算制裁；对有钱不还、赖帐严重的典型，通过媒体曝光，移交司法部门强制执行，依法打击财产转移行为。
　　（四）坚决杜绝对金融机构（含银行、证券、保险和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机构，下同）乱摊派、乱检查、乱处罚行为。金融管理部门之外的单位依法对辖区内金融机构的检查，坚持以书面审查为主，一般不到现场检查；确需到现场检查的，应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并事先向市金融证券工作领导小组报告，由市金融办派人协助检查，检查情况报市金融证券工作领导小组。检查活动不得干扰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违者，市政府记录在案，通报批评，并追究单位领导和有关人员责任。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检查活动、处罚行为，金融机构有权拒绝。
　　二、加快健全金融体系
　　（一）做大做强地方金融机构。市商业银行于上半年挂牌开业，下半年增资扩股、壮大实力，积极向县域延伸业务，在县（市、区）设立分行。农村信用社以深化改革为契机，理顺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提高员工素质，提高经营水平，在服务“三农”中发挥金融骨干作用。有条件的县级联社，要加快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根据全省统一部署，吸纳转化民间资本，全力组建村镇银行，积极稳妥地发展“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组织，最大限度解决农村金融体系不够健全、弱势群体融资相对困难问题。
　　（二）积极引进域外金融机构。通过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开展融资项目友好合作，提供一定优惠政策，大力引进外资、外地金融机构来保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信贷业务，建立竞争机制，激励服务创新，推动保定发展。对新来保定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由规划、国土、建设部门优先办理选址、征地、开工手续，并在市级权限内减免相关费用。需办理土地出让的，以招拍挂方式供地，在选址、征地过程中予以优先考虑。营业后上缴税金两个年度内由地方财政足额返还地方留成部分。帮助落实省政府的专项补助资金。
　　（三）积极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深化改革。建立业务创新和信贷投放激励机制，主动向上级行争取贷款规模,加快完善分支机构和基层网点的金融服务功能，切实发挥间接融资的主渠道作用。
　　三、搭建合作共赢平台
　　（一）全面开展“四资”运作。市、县（市、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整合国有资产、资源、资金，组建可与金融资本对接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开展间接、直接融资业务，建立起调节支撑体系，对需要引导、培育的重要领域、产业、项目提供资本支持，弥补经营和建设主体资本金不足问题，为金融机构投入提供配套支持，形成投融资体系与金融体系的联动机制，产生配置资源、调节经济、服务发展、强化支撑、注入活力、增强后劲的良好效果。
　　（二）完善经济金融信息共享机制。在每季召开的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上，增加发布产业政策、项目信息、资金需求内容；坚持银企对接、信贷投放沟通机制，形成政银企良性互动、实现共赢的日常工作机制。
　　（三）由市中小企业局牵头，有关部门、各银行机构配合，发动有融资需求的中小企业成立信用促进组织，建立管理平台，壮大担保平台，完善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制度，共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银行放贷难的问题。
　　（四）组织开展“金融进基层，关爱在行动”系列化、长期性的社会公益活动，把金融知识宣传到社区、学校、农村，把理财产品选送到千家万户，把关爱行动传递给弱势群体，树立起金融界的公众形象，建立起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四、建立发展激励机制
　　（一）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加有效信贷投放
　　对努力增加信贷有效投入业绩突出，当年没有发生重大事故、重大案件、重大风险的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年终授予“金融贡献奖”，颁发奖金和证书，并向其上级机构通报工作业绩。
　　1、法人贷款增幅排名居全市第一位；
　　2、新增贷款余额居全市前两位；
　　3、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新增存贷比）居全市第一位；
　　4、向市、县（市、区）政府“四资”运作平台公司贷款额居全市第一位。
对埠外银行来保发放贷款, 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年终授予“金融贡献奖”，颁发证书，并向其上级机构通报工作业绩。
　　1、当年新增贷款余额居全市前两位；
　　2、向市、县（市、区）政府“四资”运作平台公司贷款额居全市第一位；
　　3、当年在保定属首家投放便利中小企业融资信贷产品的。
　　（二）鼓励金融管理部门工作创新
对主动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加有效信贷投放，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年没有发生重大事故、重大案件、重大风险的，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年终授予“金融贡献奖”，颁发奖金和证书，并向其上级机构通报工作业绩。
　　1、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健全农村金融体系（特别是在组建村镇银行、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和商业银行等）、推动开展“四资”运作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省居前两位的；
　　2、辖区内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金融改革工作在全省居前两位的；
　　3、辖区内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增设数量在全省居前两位的。
　　（三）鼓励保险公司服务“三农”
　　对在保定注册成立并正常运行3年以上（含3年）的保险公司,当年无违法违规行为，积极开展农业保险、农民工意外伤害保险、农村小额贷款意外保险、县域责任保险、农民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适合农村的保险业务，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年终授奖，颁发奖金和证书，并向其上级机构通报工作业绩。
　　1、当年市场份额居全市第一位，且又好又快向参保人理赔的，授予“金融贡献奖”；
　　2、率先开展业务的，授予“产品创新奖”；
　　3、开办服务“三农”险种数量最多的，授予“社会责任奖”。
　　（四）鼓励企业上市融资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推动企业上市融资，力争五年内全市新增上市企业10家。在运用好主板市场的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创新型企业适时进入创业板、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等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引导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发行各类债券筹集发展资金，最大限度地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对在改制上市过程中一次性发生的房产、车辆等权证过户费，按规定标准只收取工本费。在改制上市过程中，原行政划拨土地改为出让的，土地出让金地方所得部分优先用于企业安置职工。对因审计调帐调增利润等原因而发生的税费，按规定缴纳后，其中地方留成部分由地方财政一次性奖励给企业或补贴企业上市费用。每年由市财政筹集一定量的资金设立企业上市引导基金，企业上市成功后，给予企业一定奖励。
　　对推动企业上市成效显著，当年业绩在保定居第一位的证券中介机构，年终授予“金融贡献奖”，颁发证书，并向其上级机构通报工作业绩。
　　（五）鼓励开展“四资”运作
　　对在“四资”运作中取得突出业绩的市政府有关部门、县（市、区）政府，融资额当年在全市居第一位的，年终授予“资本运作突出奖”，颁发奖金和证书。
　　五、完善风险化解机制
　　（一）控制信贷风险。各银行机构要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风险控制能力，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抓好规章制度建设，完善贷款调查、审查、审批、贷后管理和金融运行各个环节的管理制度，堵塞漏洞，最大限度地排除风险隐患。由市人行建立区域金融风险评价和提示制度。由市银监局建立贷款集中风险提示制度。由市金融办牵头，人行、银监局配合，在有多家银行贷款的大企业、大项目发生突发事件、资金链断裂等问题而出现债务危机时，利用债权银行联席会议等形式，组织各家债权银行进行有效协调，防止出现由于一家债权银行单独采取抽撤信贷资金或不履行合同，而损害其他债权银行和有关企业的整体利益。对于不按本决定或债权银行联席会议议定原则执行、对其他债权银行和市内企业造成风险的银行，当年不得享受本决定中的有关奖励，对其工作表现向其上级机构通报并提出改进建议。
　　（二）打击非法活动。人行要加强对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的监测检查，加大反洗钱工作力度，不属于洗钱活动的，及时报告市处置非法集资联席会议。市银监局要按照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通知》（[2007]保市府办159号）要求，切实抓好综合治理非法集资工作，建立覆盖面广、上下联动的宣传教育体系，齐抓共管、反应灵敏的监测预警体系，依法合规、准确有效的性质认定体系，周密稳妥、措施有力的处置善后体系，快捷高效、畅通无阻的信息汇总报告体系，疏堵并举，防治结合，维护经济金融秩序。
　　六、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一）明确责任。金融是市场经济中的命脉性、引领性、核心性、全局性产业。当前，地方政府许多工作依赖市场运作，并通过现代金融手段来实现，有没有强大的金融支撑非常关键。哪个地方金融萎缩，必然带来经济萎缩。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和金融政策学习，学金融、懂金融、用金融。在认识上，要有金融是崛起的支撑, 抓经济必须首先抓金融,有多大金融平台创多大经济奇迹的理念,把发展金融业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思路上，要树立“大金融观”,打破金融即信贷的狭隘认识,凡有助于发展的资源开发、资金融通、资本运作，都纳入金融范畴。县（市、区）长亲自谋划，常务副县（市、区）长具体负责，切实承担起金融政策执行者、金融发展推动者、地方金融监管者、金融安全维护者、金融生态环境创建者的责任。构建起政银企新型关系，让金融在地方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经济活力增强、总体实力壮大、竞争能力提升的丰沛源泉，最终实现经济金融的协调互动发展。每年公开评选三至五名金融工作先进县（市、区）政府领导，由市政府表彰。
　　（二）突出重点。一是全力抓好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组织开展创建信用县（市、区）、乡、村活动，加大对不讲信用、破坏信用行为的惩治力度。增强金融诉讼案件的公开性、时效性，依法保护金融机构、投资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金融业安全、稳健、高效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下大力健全金融体系。培育、扶持、引进更多的金融主体，是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要优质服务巩固现有的金融机构，千方百计引进新的金融机构，创造条件成立风险投资机构。要抢抓国家健全农村金融体系的政策机遇，全力争取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金融合作互助社，为“三农”发展提供较有力的金融支持。三是积极开展“四资”运作。按照省、市政府的有关要求，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建立完善县级投融资平台，创造性地开展“四资”整合运作工作，形成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四是主动打造新型政银企关系。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政银企沟通机制，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银企对接活动，推动金融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努力实现共赢。五是倾力推动企业上市融资。企业上市是一个地方区域经济是否活跃，金融生态是否优良，发展动力是否强劲的综合体现。各级政府要引导企业创新融资方式，改变单一依靠银行融资的现状，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和各种融资工具，多渠道、多途径地解决资金问题。五年内山区县至少有一家以上企业成功上市，其余地方至少新增两家上市公司。市政府每年通报各县（市、区）推动企业上市工作进展情况。
　　（三）夯实基础。一是各县（市、区）政府都要成立金融办，具体承担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培育金融市场、推动企业上市、开展“四资”运作、组织银企对接等职能。已经成立的，要充实力量，做到专人、专职、专责。编制紧张的，金融办与投融资公司可以合署办公。二是各级政府要大力培养、引进金融人才。要把学有专长的金融人才公开选拔到金融办、投融资公司，使之知情出力，发挥作用，攻专项、破难题、解瓶颈、化风险、促发展。

二○○八年四月十七日

诚信原则之再研究

黄　忠

　　 作为民法中“帝王规则“的诚实信用原则，虽已经被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合同法》（第6条）予以确认，而且许多学者对此也作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仍不乏有异议者。比如孟勤国先生曾撰文指出应把诚信原则作为意思自治原则的例外或补充进行研究，并认为不应借诚信原则之名，谋法官造法之实。[1]李锡鹤先生也对诚信原则的“帝王规则”地位提出疑问。[2]概述之，对诚信原则的地位存有疑问的理由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１，诚信原则与意思自治（或称为合同自由或意思自由）究竞何者更为根本？２，已被法律化的诚信原则是否仍具有道德性，如果有，那将这种具有道德性的原则法律化会不会不恰当的增加当事人的义务？３，诚信原则是一个模糊性的概念，所以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原则如何在司法中加以适用？
　　诚然，上述三个问题确实涉及到了诚信原则作为民法中“帝王规则”地位的基础问题，如果对上述问题能有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认可的回答那诚信原则的“帝王规则”地位就自然得以确立了。本文就是以这三个问题为出发点，借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并结合两大法系中的相关规定，尝试对上面三个问题作以回答。
　　一、诚信原则与意思自由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之比较研究
　　意思自由原则起源于罗马法，早在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中就已经有现代意义的意思自由思想了。意思自由原则曾一度被西方法学家作为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而大加赞赏。比如，德国学者海因·科茨曾说：“契约自由在整个私法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3]不过，也有学者反对说：“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将合同自由置于法律制度的中心仍然是正确的吗？在合同双方当事人谈判权利不平等，合同地位被扰乱，较弱的一方当事人需要保护的情况下，合同自由是否不应受到强制规则的限制？取代合同自由或代之以‘契约公正’原则是否不合时宜？[4]
那么，究竞意思自由原则与和诚信原则两者中何者更为根本？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须先对意思自由原则得以成就的前提加以说明。我们知道意思要得以自由须使以下前提得到满足：一是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应当平等，而且这种平等应该是一种实质的平等；二是当事人对与交易有关的信息都非常了解，能够对自己和对方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两个前提下，当事人才能有诸如缔结合同的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然而，在现实的交易中这两个前提却是难以得到满足的。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借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加以分析。
（一）垄断的客观存在使得当事人地位不可能平等
完全竞争只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假设，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垄断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在供水，供电的交易中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且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当事人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将日益突出。尤其是当一名普通消费者在与一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进行交易时，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就格外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名存实亡的自由，其作用只能是掩盖自由表面下的重大不公，所谓的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也就成了一方强迫另一方接受不平等条件的一个借口。
于此，平等不存，自由安在？
（二）信息不对称使得在交易中当事人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
信息不对称理论（ASYMMETRY　OF　INFORMATION）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它由美国学者阿克洛在其论文《柠檬市场》（１９７０）中最先提出。其基本意思是说，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成本太高等原因造成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如零售商与顾客间对于商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雇员与雇主间对雇员工作能力信息的不对称。在这里，理论上把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Agent），如零售商，雇员；而将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Principal），如顾客，公司。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代理人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合同，使委托人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倘若这种合约达成了，那就会造成对一方有利而另一方受损的局面，从而也就不能达到经济学所追求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应当承认：信息不对称在现实的交易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卖主才清楚其所售产品的质量，而买主对此是不清楚或不完全清楚的，所以买主就不能或很难对交易的基本情况作出判断，进而所谓的意思自由也就荡然无存了。
因而，在一个信息不完全对称的交易环境中，讲意思自由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在实际交易中是不可能真正达到的。只有引入诚信机制，以此来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使居于信息优势地位的代理人在缔结合同时承担告知，通知等义务，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意思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诚信即无自由。故两者之间，诚信应居于基础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信息不对称的交易中不引入诚信机制，不仅会使委托人受损，而且最终会破坏整个市场的交易秩序。以一个旧车交易市场为例，先假设市场中有A　B　C（依次为上、中、下三等）三种不同质量的旧车，对应的价格分别为a b c（依次为高、中、低三档）。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前提是信息对称和完全竞争）价格与质量成正比。然而，在现实交易中，只有卖主知道自己卖的旧车的质量，而买主却不可能完全清楚，当然交易双方都是明白此时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那就会出现下面不正常的结果：
如果由买方先报价，因为买方知道信息不对称，所以他不会报最高价ａ，如报ｂ，此时卖方要么接受，要么退出交易。如果双方达成交易，则卖方提供的旧车只能是B或C而不会是A，因为只有出售B或C才有利润。在这个交易中高质量的商品A被驱逐出了市场。交易按此继续进行一段时间后，高质量的A类车将会完全被驱逐，此时市场只有B和C两种质量的旧车，所以再交易时，买主只会报c价，同理，当买方报c价时，B 类旧车也将被不断驱逐。最后市场就成了一个只提供劣质商品的市场，卖主对此将丧失信心，从而使市场崩溃。
很明显，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如果没有诚信机制的介入，不仅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会给整个市场造成危害。
（三）诚信原则对违约自由（效率违约理论）的纠正
在经济学中与意思自由相关的还有一个“效率违约”（theory of efficient breach）理论需要予以澄清。效率违约的意思是指当违约能实现标的物价值最大化时，应当鼓励违约（故又称违约自由）。[5]本文认为，这种理论是片面和错误的。比如甲与乙达成以１元的价格出售某物的协议，在协议达成后，丙又以３元的价格想向甲购此物。此时按效率违约理论的观点，认为应当鼓励甲违约。因为既然丙可以出３元的价格，那就证明此物售于丙比卖于乙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其价值。
单从这一次交易来看，这种违约行为可以实现物尽其用的最大化目标，然而必须认识到当此次交易一结束，甲再想谋求下次交易将会很难。鼓励违约将会使整个市场的交易当事人丧失对协议的信心，进而使普遍的交易效率下降。所以民法必须坚持以诚信原则为指导，而不是以片面的效率原则为指导。
在此，我们虽无意去故意贬低意思自由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而且事实上，“意思自有无可否认地仍然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须承认，如上文所述，意思自由既要以诚信为前提，又要以诚信为指导。正如台湾学者蔡章麟所言：“今日私法学已由意思趋向于信赖，已有内心趋向与外形，已由主观趋向于客观，已由表意人本位倾向与相对人或第三人本位，已由权利滥用自由之思想倾向与权利滥用之禁止之思想，已由个人本位倾向于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在此趋势之下，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上竟然得到大肆活动的舞台，固属理之当然。”[6]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应当在民法中认真贯彻诚信原则，使其“帝王规则”的地位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和发挥。
二、诚信原则的道德性特点与法律化理由之研究
（一）诚信原则是法律化的道德原则，具有道德性。
有关诚信原则的道德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１.从诚信的词源分析来认识其道德性特点
据《BLACK’S　LAW　DICTIONARY》解释，诚信即：是或怀有善意；诚实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没有欺骗或欺诈。在这里，善良、诚实、忠诚都是道德的概念。
在我国，诚信一词作为法律术语是由外国引入的。诚信在拉丁文中为Bｏｎa　Ｆｉｄｅ,在法文中为Ｂｏｎｎｅ　Ｆｏｉ，在英语中是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直译均为“善意”。在德文中为Treu und Glanben（忠诚和相信），在日语中直接表达为“信义诚实”。汉语中的诚信一词是由德文转译的。德文中的Treu und Glanben来源于古代德国的誓约。在古代德国常以In Treu(于诚实)，Mit Treu (于诚实)，Bei Treu(依诚实)，Unter Treu（在诚实名义下）来强制交易对方作誓。[7]很明显，这些誓言都带有道德含义。中外的很多学者多认为诚信原则本质上是一种交易道德，它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准则而出现的
２.古今中外的各种有关诚信的定义大多承认其道德性特点
虽然现在对诚信仍然没有一个统一定义，但是无论是“主观判断说”，还是“利益平衡说”，或是“恶意排除说”，[8]都在一定成度上承认诚信的道德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诚信当作一种伦理化的信用观。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9]到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10]“再到刘勰的：“信者，行之道，”[11]到朱熹的“诚是自然的实，信是人做的实”。[12]都表明，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信用观大都指言而有信，忠诚老实这样一些具有深刻道德意义的个人品质。
既然诚信原则具有道德性的特点，那么将这种道德性的要求法律化会不会不恰当地增加当事人的负担？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分两个步骤加以回答。
（二）诚信原则法律化之理由
讲诚信原则可不可以法律化其实就是在讲道德能否法律化？本文认为在谈道德问题法律化时必须先将道德予以分类，故本文将道德问题分为两个层次：一类为最基本的道德，如不偷盗、不杀人等社会得以正常运行所必需的那些道德；另一类为非基本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社会得以运行所必需的，而旨在使人更高尚，社会更和谐。无独有偶，本文的这种对道德层次的界定与美国学者富勒的观点不谋而合，[13]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也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Morality of aspiration）和义务的道德（Morality of duty）两个层次，愿望的道德与本文所指的非基本的道德相似；而义务的道德则和本文的最基本的道德相同。
在明确了道德的两个层次以后，我们可以谨慎的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最基本的道德（或义务的道德）为社会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故应当运用国家的强制力加以维护，这种以国家的强制力介入的特点便成为道德与法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当某种道德被社会认为是其得以运行的前提时，此种道德就会被法律化。正由此，我们才讲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
接下来的问题就应当是论证诚信原则是不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本文认为一个社会所认为的最基本的道德是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小农经济时代，甚至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里，由于社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不发达，所以诚信原则的在那里的必要性是不突出的，然而在一个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商品交易日趋频繁的市场经济中，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诚信的后果，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一个社会的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其对诚信的要求也越大。在一定意义上说诚信原则乃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石。因为市场实现其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交易来实现的，然而在信息不对称，垄断亦存在的现实中，如果不讲诚信，交易将难以达成，既使是达成了也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或社会的利益。
在当代中国，由于我们已经确立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诚信原则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市场经济法制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尤其是在当前欺诈、违约屡见不鲜的情况下，诚信原则这种带有道德性特点的原则就更应该去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维护了，即有必要将具有道德性特点的诚信原则法律化。
在论证完将诚信原则法律化的必要性后，会发现诚信原则法律化就是要增加当事人一方（尤其是义务人）的义务，如在交易时要尽不作虚假陈述，主动告知或通知等义务，那么这种增加会不会不恰当地加重义务人的负担？
本文认为这种表面上的义务加重，其实却是一种义务的回归。我们已经知道，诚信原则是市场交易得以进行的前提，如果没有诚信原则的引导，交易的风险就会加大，甚至会使交易难以开展。应该说由诚信原则而导致的表面上义务的增加，实际上却是为交易得以正常进行而提供的必要前提。由此本文认为依诚信原则而产生的义务与其说是增加，不如说是一种回归，回归到一个市场得以正常运行所要求的义务状态。过去那种表面上看似较小的义务，却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实际上是一种人为地对正常市场运行所必需的义务的排除，而今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只不过是对诸如通知、注意等诚信义务的发现罢了，而不是所谓的增加负担。
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在一个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在交易中的角色会不断的变换：在此次交易中你是卖方所以你会因诚信原则的要求而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而在另一次交易中你就可能成为买方了，因而你就会享受由诚信而带来的更多的保护。也就是说由于在现代交易中交易双方的角色频繁变换的，所以既使诚信原则加重了一方当事人的义务，但从动态意义上讲对当事人双方都是公平和有益的。
三、诚信原则的不确定性特点及法律化的理由研究
（一）具有不确定性的诚信原则可以法律化的原因
正如英国学者路易古德对一位意大利人所言：“我们在英国发现很难采纳一种诚实信用的一般性的概念，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14]应当承认诚信原则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指由其源于道德而造成的内涵上的变动性，也指诚信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即究竟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适用诚信原则。
法律应当明确。“法不可知，则为不可测”的理念应当予以批驳。然而是不是说法律应当明确就要求法律完全不用采纳任何原则性规定呢？本文认为像诚实信用这类带有不确定性的原则性规定不仅本身有其存在价值，而且也可成为弥补立法不足，使法律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的必要工具。其理由是：
首先，任何明确化、具体化的规定都不可能将社会中所有的问题都予以涉及，故对明确化、具体化的规定之外的问题的调整必将落到像诚信这些原则性的规定身上，如果某些应当得到法律调整的问题，在实际上却因为缺乏具体性的规定而游离于法律之外，那不能不说是一种法律的悲哀。其次，那些具体化、明确化的规定仍然是一种相对的具体和明确。由于有限理性，此义的不完全确定性等原因使很多看似具体、明确的规定亦存在不确定性，故在司法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解释或自由裁量，在解释和裁量过程中原则性的规定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最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说明在私法领域恰当采用原则性的规定已成为一种立法趋势。在传统的英美法系中一般化的原则性规定是很少得到承认的，然而，美国已在其《统一商法典》中确立了诚信原则。英国在这方面最为保守，但是对于是否要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诚信原则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自１９１２年瑞士首开在民法典中确立具有现代意义的诚信原则的先河后，法、德等国都通过法官的解释和司法活动使诚信原则迅速上升到民法中“帝王规则”的地位。[15]
法律不可能绝对的明确和绝对的具体，法官亦不应该“像一台自动售货机”一样只能“处理那些符合预定程序，满足其条件的文件。” 我们不能以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把握为由而否认其存在的价值。实践中难以把握的困难，应当成为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动力。对此，本文的基本态度是：法律应当尽可能的明确，然而原则性的规定亦有其特殊而重要的价值。所以理论上的探究应当是去发掘诸如诚信这些具有不确定性的原则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的方法与途径，而不是以其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为理由去反对诚信原则的法律化。
　（二）诚信原则法律化基本模式的研究
鉴于诚信原则具有不确定性与法律要求尽可能地明确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本文认为对诚信原则的法律化可以采用一般化和具体化两种模式来展开。其中具体化模式就是尽可能地将诚信原则在交易的不同阶段中对交易当事人的义务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一般化模式是对具体化模式的弥补和纠正，弥补就是对在实践中因缺乏具体化规定时的补充，而纠正主要是针对依具体化规定可能会造成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结果的调整。
１． 诚信原则具体化模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