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熊利民


关键词：行政诉讼 调解 必要性 可行性
摘 要：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 条和第67 条第3 款的规定，确立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但在行政诉讼实践中，由法官主持当事人就行政纠纷“案外和解”的情况普遍存在，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调解”。这种现象造成了立法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值得我们深思。《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提上日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已被纳入修改范围。可见，行政诉讼调解的价值正逐步得到学者和立法机关的认可。但是反对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传统理论力量仍很强大，加强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研究力度，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从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出发，在分析理论界纷争的基础上提出个人观点，探析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以求能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研究有所贡献。
　　一、引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反观我国审判实践，“案外和解”的现象普遍存在。行政诉讼法施以来，行政案件撤诉率长期居高不下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大量的行政案件是原被告在法院的默许甚至动员下以“庭前和解”协议解决，以撤诉的合法形式掩盖“案外和解”的过程及内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我国加入WTO后国际争议解决机制中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对我国的行政诉讼禁止调解提出严峻挑战，我国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反思依赖“公权不可处分”理论设计的行政诉讼禁止调解制度。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我国理论界关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纷争入手，用比较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探析构件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探讨法治和调解之间的连接点，并尝试将调解纳入到行政法治的轨道上，更好的发挥调解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
　　二、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立法现状及理论界纷争
　　(一)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立法现状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知》指出：“审查和确认主管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其他的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正确，不同于解决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问题”，“因此，人们法院不应进行调解，而应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公正判决。”1987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再次就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明确作了规定。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0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行政诉讼法》第67 条第3 款又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
　　这些规定表明我国行政诉讼中除赔偿诉讼适用调解外，其他的以禁止适用调解为原则。我国行政诉讼法如此规定是以传统理论 “行政权的不可处分”作为支撑的,但在理论界，对行政诉讼是否适用调解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二)理论界纷争
　　对行政诉讼是否适用调解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持肯定的态度，一种持否定的态度,两种观点都有自己充分的理论依据。
　　反对者认为,公权不可处分,行政管理活动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由法律事先规定的，双方当事人都没有选择的权利,[①]行政机关不能采取完全或部分放弃其行政职权的方式来促成与相对人的和解;公共利益不可出让,如果在行政诉讼中允许调解，无疑为行政主体拿公共利益与相对人进行交换，结果导致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行政诉讼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职权都是法定的，具体行政行为要么合法，要么违法，不存在第三种可能;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地位不平等,行政案件争议的诉讼标的是一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不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在行政法上的地位不平等。[②]
　　支持者认为,公权力并非不可处分,行政主体可以在其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处分公权;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并不必然损害公共利益,现代行政为服务行政，行政诉讼也并不存在一般性的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人民法院以实现公共利益为重要内容的国家权力也必然体现于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中，只不过他是通过对可能遭受行政权力侵害的公民个体提供公力的救济来实现公共秩序或者更高层次的公共利益，法院不会成为保护公共利益的障碍;行政诉讼适用调解并不违反合法性审查,其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并且要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这个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法院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双方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从上文可以看出，理论界就行政诉讼能否适用调解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对上文两种观点仔细甄别后，更加倾向于支持者的观点,笔者支持建立有限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本文接着将深入探究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三、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在理论上不存在足以否定行政诉讼调解建立的障碍,随着我国法制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行政诉讼制度完善和行政审判现实的需要、降低诉讼成本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需要，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是完全必要的。
　　（一）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及行政审判现实的需要
　　行政诉讼制度禁止调解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自建立以来，在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行政诉讼制度存在诸多缺陷。[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们热衷于通过信访等非诉讼途径来解决纠纷，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行政诉讼制度存在的不足，救济手段单一、救济成本较高、救济效率低成为受害方通过行政诉讼实现权利救济的主要障碍。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只能通过法院审理判决来实现权利救济，没有选择其他具体救济途径的余地。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可以实现行政诉讼具体救济途径的多元化，降低救济成本，提高救济效率，给当事人选择救济途径的权利。
　　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通过调解而结案的事实，必然要求行政诉讼法对此作出反映，使这些案件的结束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行政案件撤诉率居高不下已成为不争事实,这种现象已说明，大量的行政案件是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协商、协调的方式得到解决。为解释这种怪异的现象，有人指出“法院不能调解，但是原、被告可以和解。”[④]也有人说“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一些说服教育工作”，需要强调的是，与其让这些变相的调解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允许当事人调解、协商，由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不违反当事人自愿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确认协议的法律效力，使调解成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工作方式，以消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所产生的尴尬。因此，设立调解制度，将当事人的协商过程和内容置于司法审查之下，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二）降低诉讼成本
　　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必然要求诉讼经济化,调解是行政诉讼经济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任何人都不愿轻易涉诉，理性的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充分考虑其行为的成本，行政诉讼成本的考量成为影响相对人涉诉的主要因素。人们在决定采取何种方式解决纠纷时，其内心中都会进行一番比较，这是每一个理性人都会经历的抉择过程，人们尝试了其他救济手段无效或非诉诸法律不可的时候，会选择走进诉讼程序，但法律规定行政诉讼的低起诉收费，是否就意味着行政诉讼的成本不高呢？我国行政诉讼禁止调解，意味着除非原告撤诉，否则案件都必须经过审理阶段。从行政诉讼程序看，从起诉、受理到立案、开庭审理，有些诉讼还要经过复议、听证等程序，要耗费当事人更多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的人情社会里，很多的行政诉讼当事人仅仅是为了讨个说法，与政府机关作对，在民众的眼中，历来扮演非良民的角色，而且，不管和行政机关发生何种矛盾，纠纷解决之后，终归要在其范围内生活、工作，因行政诉讼带来的紧张关系导致生活压力加大、人际交往尴尬的窘迫困境是原告所不想看见的。这些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人情成本都会导致相对人思想负担过重不敢涉诉，另一方面，这也与诉讼经济化背道而驰，诉讼经济化除了简易程序、书面审理外，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诉讼中的调解。[⑤] 调解可以消除相对人的思想顾虑，用行政诉讼的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当事人在法院默许甚至动员下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比由人民法院强制解决当事人纠纷的判决方式更加柔和，基于平等、自愿的基础达成的协议，结果双方往往更加容易接受。如果能在坚持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节约诉讼成本，减少资源耗费，在法定审限内尽快结案，使争议的法律关系尽早得以确定，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经济价值，[⑥]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有价值的。
　　于其他审判方式而言，行政诉讼的调解有诸多优势,这些优点可以节约大量的诉讼成本。调解基于当事人自愿与平等，在此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一般情况下当事人都能够履行，这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从人民法院的角度看，行政诉讼适用调解能够更好的实现司法效率，除快审快判外，社会效果也是司法效率的体现，调解一般不发生上诉，极少出现申诉和上访，不会涉及执行难的问题，其结果是节约司法资源，减少法院压力，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人民法院在调解中担当一定的角色，避免了“案外和解”后行政机关不履行协议义务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当然，调解意味着行政机关对原告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作出让步，但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群众和行政机关的对立情绪。
　　（三）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
　　1992年推行市场经济以来，行政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建立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手段主要表现为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政府扮演了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的角色，政府的服务性不强。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从“全能”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向转变，更加注重政府为社会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我们的行政管理手段逐渐向柔性、合意、服务转变，这种转变必然影响到作为救济手段的行政诉讼。我国行政诉讼要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引入行政诉讼调解，完善救济途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过去相当长的时期，英美“控权论”思潮对我国行政法学界影响深远，以至于更多看到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明显对立性，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存在不可消除的紧张关系，既然如此，两者和解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但现代行政法理论更多强调，行政管理已不再仅仅是行政机关单方意志的体现，更多的时候，这种行政管理表现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方的合作，只有合作的行政才能使行政机关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实现行政目的，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这种合作越充分，两者双赢的可能性就越大。实际上这种合作就是指在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应该选择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达到双赢的局面，这既有益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也有益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利，减少本可以避免的麻烦。
　　四、析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可行性
　　随着行政诉讼制度完善和行政审判现实的需要、降低诉讼成本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需要，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已完全必要，但是否可行呢，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探讨。
　　（一）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基础
　　立法时及实施初期，不适用调解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基础。行政诉讼法立法初期，我国的法制发展水平不高，执法人员的素质有限，当时对调解如何理解和操作存在很大分歧，如果在这种背景下引入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可能会导致行政审判无法发挥保护公民以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将不利于行政审判的开展。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来，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成为行政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一大批学者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展开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现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奠定了强大理论基础。
　　行政主体具有一定的处分权。有学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只能处分某些诉讼上的权利，不能处分实体上的权利”。[⑦]但从行政法发展的趋势看，传统的行政行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现代行政已经向服务行政、合意行政的方向发展。合意行政主要表现为非强行行为，如，行政指导、行政调解、行政合同等，非强制行政行为有着自身的优势与特点，其灵活性、应变性等的特点则容易调动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当今，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以合意为基础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中行政主体是拥有一定的实体处分权的，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存在协商的空间，只是这种“处分权”带有非随意性而已。
在行政诉讼中有限适用调解与维护“公共利益”并不对立。公共利益都是由一个个合法的私人合法利益按照某种方式组合起来的，“公共”泛指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的公共合法利益，之所以维护公共利益就是防止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的共同合法利益受到侵犯，因此，维护公共利益就是维护一个个私人合法利益的“共性”，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存在的差别，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找到私人利益的“个性”和公共利益的“共性”两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这个最佳的结合点就是调解存在的空间和余地。在行政诉讼调解中，人民法院居中主持，调解协议必须由其审查认可方可发生法律效力，若该调解真侵犯“公共利益”，完全可以不予确认，既调解无效。
　　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只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规定，并不影响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行政诉讼法之所以规定只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主要是出于防止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干预，但我国并非“三权分立”的制度模式，历来是“行政权一家独揽”，即使在三权分立的国家，也出现行政权力的膨胀和扩张，在“行政权一家独揽”的中国，司法权干预行政权更是无从谈起，这已经消除了行政诉讼立法时禁止适用调解的立法顾虑。由此可见，在行政诉讼中，审查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存在适用调解的可能性。
　　在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传统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的服务性不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地位，但随着服务行政、合意行政的发展，加上《行政诉讼法》第5条的规定，在理论上和法律规定上，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这为调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地位平等也不是调解的必要条件。[⑧]
　　司法实践已证明，行政诉讼调解是解决行政纠纷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已经出现公开尝试“行政案件协调”的典型案例，譬如，1998 年四川省眉山市某区政府将13.1 亩的国有河滩地给一家养殖场作为建设用地而引发的与养殖场业主黄某行政诉讼一案，本案中由于法院居中“协调”双方，不但妥善处理了原有的行政纠纷，而且还成功避免了新的矛盾的产生，收到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这也说明司法实践也在呼唤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
　　（二）实践上具有可行性
　　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虽不适用调解，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协调工作”为我们提供可实践基础。行政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案件是原被告在法院的默许甚至动员下通过“案外和解”协商解决的，“案外和解”中的这种协商实质上就是调解，只是最后以撤诉的合法形式来掩盖“案外和解”的过程和内容而已，禁止调解的规定在“案外和解”中被悄然规避。可见不适用调解的制度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巨大反差禁止调解的规定已名存实亡。将这种变相的调解予以规范，从制度上予以保障，可以说是解决目前行政审判出现这方面问题的有效办法。[⑨]立法者当初设立禁止调解制度的本意则是担心调解会损害原告利益或公共利益，事实上，禁止调解不仅未能真正保护原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相反却在诉讼程序以外悄然地进行着侵害。面对行政案件非正常撤诉背后隐藏的为行政诉讼立法所始料不及的突出问题，与其让“案外和解”这种变相的调解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因此，设立调解制度，将当人的协商过程和内容置于司法监控之下，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大量的“案外和解”和“协调处理”的存在为我们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提供了实践基础。
　　（三）域外实行多年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可供我们借鉴
　　域外实行多年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可供我们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在司法审查和行政诉讼中，都不同程度地允许当事人和解或者法院进行调解。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 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可，得随时试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亦同。第三人经行政法院许可，得参加和解。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通知第三人参加。”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 条规定：“审判长或其指定之法官，为使争诉尽可能一次言词辩论终结，于言词辩论前有权为必要之命令。其有权试行参与人为争讼之善意解决之和解。”日本、瑞士等国虽然未明确规定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进行调解，但从有关法律条文中仍可以推知，允许法官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在域外，既有关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明确规定，也有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在采取行政诉讼调解的国家，虽然存在着行政处分权有限，调解可能冲击依法行政原则的顾虑，但行政诉讼调解的正面效应决定了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建立。域外审判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成功范例，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建立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反差。
　　（四）ADR 对我国行政诉讼具有借鉴意义
　　ADR 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新的方法和手段在国际上被广泛而富有成效地运用。ADR 是英文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缩写，意思是非诉讼解决机制，是西方国家解决纠纷的常用方式，更是西方国家由诉讼推崇向自治理念发展的结果。ADR以调解为主要标志，具有简便灵活、成本低廉和高效的特点。在调解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上各国普遍采取的是调解优先的原则。美国是ADR的发源地其运用取得了异常惊人的成果，美国的行政案件中，调解是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而且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对 ADR 较之于诉讼则持优先与鼓励的态度，英国的行政案件，大约 4/5 是通过调解解决的，1/5 是判决解决的。除西方国家外，在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ADR 也具有很长的历史，在行政案件中也是经常运用的。
　　我国加入 WTO 后，行政审判具有了更强的外向性，为适应 WTO 的要求，ADR 这种高效便捷的解决争端的制度对我们在审理涉世行政案件中引入调解机制不无借鉴意义。同时，美英等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中调解的有效运用对我国行政诉讼设立调解制度更有直接的参考和借鉴价值。ADR 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更多地强调的是诉讼外的调解，这完全符合我们现在的国情，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公民法律意识进一步提高，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ADR对我国行政诉讼极其重要借鉴价值。
我们还需强调的是，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允许行政赔偿案件适用调解的规定,经过多年的行政赔偿案件的调解实践，我们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比如我国已出现公开尝试“行政案件协调”的典型案例。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不同的滋生土壤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法律文化类型和法律心理。自古以来，调解在中国一直有着广泛的适用，西方的法律文化孕育了以诉讼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和观念，而在中国古代却形成了以调解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和观念。在文化的沉淀里，调解不仅仅是一种纠纷解决的方式，还在于这种纠纷解决制度的安排体现了一种关于社会秩序的安排，也体现了一种特殊文化价值的趋向。传统文化要求人民得与自然界的和谐，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但社会生活是交互性的，冲突不可避免。当冲突产生时，人们就会选择既能解决冲突、又能保持和谐的手段来解决冲突。由于调解是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解决纠纷，因而更适合中国民众的心理。[⑩]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肯定，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已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目前，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引入调解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五、 结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利益多元化的格局趋势日益明显，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应当依法行政，通过救济途径及时解决纠纷，行政诉讼在解决官民纠纷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长期以来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未将调解制度纳入其中，结果导致我国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通过“案外调解”、“协调处理”等违法手段处理，一方面这与行政诉讼禁止调解的初衷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法律被规避，当事人的权益无法切实得到保障。司法实践与立法意图的巨大反差，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当初的法律规定。本文深入分析理论界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纷争，充分说明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理由，深入探析了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既是必要也是可行的，因此，我国应当而且可以确立有限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提上日程，希望以立法形式规范调解制度，更好的发挥调解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刑事司法改革新探


2001年2月15日 13:47 谭世贵

刑事司法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正以后，刑事司法改革如何继续推进，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笔者对以下三个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将刑事司法改革的研究和实践进一步推向深入。
一、侦查权应由行政机关统一行使

各国对刑事案件的侦查，通常都由警察机关进行，如英国、美国等。虽然有的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其检察机关也拥有刑事侦查权，但大多数案件仍是由警察机关进行侦查的，而且资本主义各国的检察机关隶属于行政系统，一般受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和指挥。因此无论是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的国家还是不行使侦查权的国家，其侦查权都由行政机关行使，从而具有行政活动的性质，属于行政权的内容。

我国刑事案件的侦查既具有行政活动性质，又具有法律监督性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负责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大多数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国家安全机关负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人民检察院负责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罪、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和渎职罪等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其中，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隶属于行政系统，因而其侦查工作属于行政管理性质；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因而其侦查工作属于法律监督性质。这种侦查体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都有其严重的弊端和缺陷。首先，对刑事案件的侦查，包括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和查明犯罪分子等，是控制犯罪的重要工作，而控制犯罪、维护秩序是行政管理的重要任务，因此从控制犯罪的角度来看，对犯罪案件的侦查应由行政机关统一负责，而不宜将其一分为二，一部分由行政机关的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另一部分由法律监督机关负责。否则，就会使侦查权的行使出现混乱，不利于对刑事案件的有效侦查和对犯罪的有力控制。例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需由公安机关执行以及人民检察院决定通缉应当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需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和布置查缉工作，就不利于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不利于与犯罪行为作斗争。其次，我国刑事诉讼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和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人民检察院有权进行监督，如果发现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予以纠正；对于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徇私舞弊等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案件的自行侦查工作却缺乏监督，不受制约。虽然人民检察院内部规定，自侦案件由其反贪污贿赂机构和法纪检察机构负责侦查工作，由其审查逮捕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分别负责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和监督，但由于人民检察院是一个整体，自侦案件的立案侦查、决定逮捕和提起公诉或不起诉最终均由检察长决定，重大案件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因而其内部的制约和监督往往流于形式，难于发挥实际效果。这就产生了“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活动，但它自己的侦查活动却不受监督”的奇怪现象。无数事实证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生产绝对的腐败”。由此可见，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行使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实际上缺乏合法性，也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再次，在我国的国家机构中，专门从事监督工作的机构除了人民检察院以外，还有政府系统的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其中，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隶属于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对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审计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审计职能的机关，隶属于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对行政机关的财政收支以及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这三个机构监督的范围基本上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失职渎职的行为，但却是“马路警察，各管一段”。例如，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5000元以上构成犯罪的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决定是否提起公诉；而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受贿5000元以下的属于行政违纪案件，由监察机关调查处理。这显然不利于贪污腐败案件的正确认定和统一处理，而且无法形成合力，对贪污腐败予以重拳出击，相反给贪污腐败分子留下了回旋的余地和可以“各个击破”的条件，从而使查处工作增加了难度，增大了阻力。最后，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腐败的案件先由监察机关进行调查，监察机关经过深入调查认定被调查人的行为构成贪污腐败犯罪的，再移送检察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经审查决定立案后，还必须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一系列的侦查活动。这种对同一个案件进行两次调查的做法，是机构重叠、重复劳动的典型例子，无疑会造成国家人财物的极大浪费，不符合节约资源和精简机构的原则。

为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克服上述弊端，我国应对现行的侦查体制进行改革，将侦查权由行政机关（具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检察机关共同行使的体制改为由行政机关统一行使的体制。具体设想为：将隶属于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机构及法纪检察机构和行政监察机关合并，组建国家廉政机关（可定名为廉政署，使其与审计署一起成为社会公众易于认同的两大监督机关），专门负责所有贪污腐败和渎职等违法犯罪案件的查处工作。这项改革的好处十分明显：一是行政机关（具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廉政机关）统一行使侦查权，可以实现对所有犯罪的有效控制，提高犯罪案件的侦查能力和侦查效率。二是人民检察院既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也对廉政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还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活动进行监督，从而贯彻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反腐败原则；同时建立“一府两院”（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的诉讼机制，由行政机关行使侦查权、人民检察院行使起诉权、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进而更好地贯彻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三是只设置一个高度权威的廉政机关并将其隶属于政府首脑，这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斗争卓有成效的重要措施和基本经验。例如，新加坡设置贪污调查局且隶属于总理领导，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置廉政公署且只对行政长官负责，都对保持公职人员的廉洁和有效查处腐败案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组建廉政机关，并由它统一负责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腐败案件和渎职案件的查处工作，必将彻底改变目前反腐败工作机构重叠、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状况，从而对贪污腐败分子产生巨大的威慑效应，使反腐败工作形成合力，进而有力地预防和查处贪污腐败行为，实现廉政目标。鉴于廉政机关侦查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们都有一定的身份和权力，有的甚至是实权人物，往往利用职权干扰和影响侦查工作，因此廉政机关应构建垂直管理体制并受国务院总理直接领导，以提高廉政机关的地位和权威，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
二、起诉公开及其程序设计

现代各国从司法公正出发，均将审判公开确立为审判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也对审判公开原则作了明确规定，但起诉公开能否成为起诉的一项基本原则，这在法学界尚无人提及，在法律上也未见规定。笔者认为，公诉案件的起诉应当实行公开原则。其理由是：第一，人民检察院行使国家权力应当公开进行，以接受社会监督。人民检察院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也是公诉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经过审查，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犯罪嫌疑人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或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或者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毫无疑问，人民检察院对公诉案件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起诉的权力，直接关系到对犯罪行为的有效追诉以及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和其他国家权力的行使一样也应当贯彻公开原则，接受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监督，以保障公诉权的正当行使，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二，人民检察院行使不起诉权力应当公开进行，以充分听取有关机关和当事人的意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由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因此公诉权受到审判权的制约，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公诉权的滥用；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虽然侦查机关可以要求复议和提请复核，被害人可以提出申诉或向法院起诉，被不起诉人也可以提出申诉，但不起诉决定作出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侦查机关、被害人和被不起诉人对侦查机关的制约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由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进行复议、复查和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进行复核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对自己或下一级检察院已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往往难以进行有效的复查纠正，从而使犯罪得不到应有追究，被害人和被不起诉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而实行起诉公开原则，使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切实听取侦查机关、被害人和被不起诉人的意见，将有助于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第三，人民检察院行使控诉权力应当公开进行，以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根据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护。辩护律师或其他辩护人要为被告人进行充分而有效的辩护，其前提是辩护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必须能够全面了解控诉方指控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犯罪的事实和证据，进而提出有根据的辩护意见。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可以到人民检察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但由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只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因而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到人民法院能够查阅、摘抄和复制的有关犯罪事实材料是很少的，大多数犯罪证据材料掌握在检察官的手中，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无法查阅、摘抄和复制。在不详细了解案情和不全面掌握证据材料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显然不可能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充分而有效的辩护意见，从而宪法和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权便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现。这说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有效辩护以起诉公开为前提和保障，只有将起诉和起诉证据材料公开，辩护才能做到有根有据，说服力强，否则无异于纸上谈兵，痴人说梦。同时，由于移送审查起诉的公诉案件已经侦查终结，侦查机关已将所有证据收集在案，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查明了犯罪事实，因而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的保密状态已经解除，这为起诉公开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因此，对公诉案件的起诉实行公开原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刑事诉讼法对审判公开规定了一系列条件和程序，从而使审判公开成为社会监督审判的主要途径和审判走向公正的重要保障。同样，在将起诉公开确定为一项诉讼原则之后，亦应对公开的条件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具体应当包括：（１）公开的范围。凡是通过侦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和有关侦查文件如批准逮捕决定书、拘留决定书、通缉决定书、逮捕证、拘留证、搜查证、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勘验检查笔录、辨认笔录、鉴定结论等，都应当公开，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其他辩护人经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但立案报告、侦查终结报告、起诉审查报告以及侦查起诉机关有关案件处理的讨论记录除外。（２）公开的阶段。起诉公开应适用于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即犯罪嫌疑人在起诉阶段委托辩护人的，辩护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可以到人民检察院查阅、摘抄、复制所有证据材料和侦查文件；被告人在审判阶段委托辩护人的，辩护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在开庭前应当有权到人民检察院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这是因为，为防止法官在开庭审判前产生预断和法庭审判走过场，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只提供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但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在人民法院开庭审判前如果只查阅、摘抄、复制这些材料，则显然无法进行充分的辩护准备进而达到有效辩护的目的。因此，为保证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充分而有效地行使辩护权，应当允许他们在法院开庭前到人民检察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３）公开的程序。除允许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查阅、摘抄、复制有关案件材料外，还应当在审查起诉阶段建立听证程序。即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应当告知侦查机关、被害人或犯罪嫌疑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侦查机关、被害人或犯罪嫌疑人（以下简称权利人）要求听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组织听证。但权利人不承担人民检察院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应依照以下程序组织：权利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人民检察院告知后三日内提出；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权利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和地点；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听证由人民检察院指定的非本案审查人员主持，权利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权利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辩护人或代理人参加；举行听证时由审查人员提出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的事实、证据和不起诉建议；权利人或其委托的辩护人或代理人进行质证和提出不同意见；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并交权利人审核无误后签字、盖章；听证结束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然后作出是否批准不起诉的决定，重大案件还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毫无疑问，建立听证程序，可以使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充分听取侦查机关、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及其委托的人的意见，进而作出客观公正的决定，避免侦查机关不必要的申请复议和提请复核以及被害人、被不起诉人不必要的申诉或起诉，同时接受社会监督，防止不起诉权力的滥用。
三、被告人供述与量刑折扣

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中心人物，其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是重要的证据来源之一。在欧洲封建时期，由于实行法定证据制度，被告人的口供被认为是所有证据中最有价值和最完全的证据，是“证据之王”，对案件的判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诉讼中侦查人员和审判人员便千方百计地采取一切手段去获取这种证据，从而刑讯逼供成为封建时期欧洲各国刑事诉讼中普遍采用的方法。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专制诉讼中，被告人口供也一直被认为是最好的证据，没有被告人口供，一般不能定罪，所谓“断狱必取输服供词”，“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无供不录案”。唐律中就曾规定，拷讯被告人，“拷满不承，取保放之”。与此相联系，刑讯拷问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一直是合法的取供手段，历代封建法律对刑讯的条件、刑讯的方法、使用的刑具、用刑的程度等都有明确的规定，逐步形成了一套详尽完备的刑讯制度，同时法外用刑亦司空见惯，手段也倍加残酷。由此，即使是无辜的人在严刑拷问之下，也只有屈打成招，所谓“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从而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以及刑讯是获取口供的最简单的方法，因此一部分素质不高的公安司法人员仍然大量使用刑讯方法逼取口供，从而使刑讯逼供现象广泛存在。为杜绝这一野蛮残酷的审讯方法，保障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我国法律、法规作了一系列禁止性和惩罚性的规定。例如，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同时颁布的刑法第136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国家工作人员对人犯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肉刑致人伤残的以伤害罪从重论处。”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7年1月颁布、1998年12月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和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9月颁行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均进一步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或定案的根据。应当肯定，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对刑讯逼供的一系列禁止性和惩罚性规定以及司法解释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被告人供述作出排除性规定，对于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有着”釜底抽薪“的效果。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上述规定只是遏制刑讯逼供现象发生的一些消极办法，而且成本过高，因此随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应当寻找一种既能避免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同时又能降低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的积极方法。笔者经反复思考，认为对如实交待罪行的被告人实行量刑折扣就是这样一种办法。具体做法是：对于如实交待罪行的被告人，人民法院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的，在量刑时应当给予折扣。例如，按照犯罪分子所犯罪行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拘役，但由于该犯罪分子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均如实交待了自己所犯的罪行，因此人民法院在量刑时应分别折扣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二十年有期徒刑或者按70-80%的比例将所判处的有期徒刑或拘役予以折扣，并按折扣后的刑期执行刑罚；如果犯罪分子有自首、立功等其他可以或者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情节的，应在进行量刑折扣后再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由于量刑折扣的根据是被告人如实交待罪行，因此诉讼程序上，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第一次讯问中即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且犯罪嫌疑人供述后侦查人员仍应调查收集其他证据，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在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应继续向检察人员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如果犯罪嫌疑人此时翻供的，则不适用量刑折扣规定；在审判阶段，法庭调查开始被告人即全部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则法庭调查仍应进行，以查明犯罪事实，但法庭辩论可以不再进行。如果被告人承认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但不同意所指控的罪名的，则可以进行辩论，而且不影响量刑折扣的适用。

“折扣”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将其应用于刑事诉讼领域，对于降低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促进诉讼变革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于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也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首先，有利于“坦白从宽”政策的法定化，并使其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但由于刑法没有将“坦白交待”规定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以致人民法院在具体量刑时由于无法可依和被告人交待越多罪行越重的实际情况，因而发生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不正常现象。而实行量刑折扣制度，对于如实交待罪行的犯罪分子就应当依法减轻其刑罚，这无疑有利于促使犯罪分子走“坦白交待、悔过自新”的道路，使“坦白从宽”的政策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其次，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供这一野蛮行径。实行量刑折扣制度，犯罪嫌疑人在被逮捕、拘留、拘传或传唤到案后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如果自己犯了罪并如实交待罪行，那么在法院量刑时就可以得到折扣待遇；但如果拒不认罪而侦查机关最终收集到充分证据证明其有罪的，便得不到折扣待遇。权衡利弊，绝大多数确实犯了罪的人必然会作出交待罪行以得到量刑折扣的选择。这样一来，侦查人员也就无需再依赖刑讯手段获取口供了，这必将从根本上解决刑讯逼供这一老大难问题。再次，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由于实行量刑折扣，可以使大多数确实犯了罪的犯罪嫌疑人如实交待罪行，因而长期以来所存在的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耐心教育、反复审讯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而犯罪嫌疑人一开始就如实交待罪行，无疑有利于侦查人员及时获取赃款赃物和收集其他证据，从而有力地证实犯罪，这必将减少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的时间和次数以及收集证据的人财物耗费，降低侦查成本，提高破案率。同样，被告人在法庭上如实承认所指控的罪行，亦有利于缩短法庭审判的时间，节省法庭审判的开支，提高法庭审判的效率。第四，有利于减轻司法人员的心理负担，使司法人员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交待罪行而定案处理的情况将使司法人员在心理上感到很不踏实，有的甚至生产沉重的思想负担和心理压力，以致少数司法人员特别是侦查人员在这种心理压力下自觉不自觉地犯下刑讯逼供的错误乃至构成违法犯罪行为，受到法律制裁。而实行量刑折扣制度，由于犯罪分子如实交待罪行，就可以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使司法人员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第五，可以控制死刑的适用，为逐步减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创造条件。死刑是一种最严厉的刑罚，目前多数国家废除了死刑或者将死刑限制适用于少数几种暴力犯罪。我国刑法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达六十多种，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适用死刑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与限制或者废除死刑的国际刑法发展趋势不相一致。而实行量刑折扣制度，由于大部分罪行极其严重罪该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实交待罪行而获得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量刑折扣，或者由于大部分罪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分子如实交待罪行而获得判处无期徒刑的量刑折扣，因此实际适用死刑的数量将大为减少，从而符合刑法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有利于我国法制的文明和进步。第六，可以减轻国家关押罪犯的负担，并且有利于对罪犯的改造。实行量刑折扣制度，犯罪分子由于如实交待罪行而受到减轻处罚，所判刑罚比法定刑罚有较大幅度的减少，这无疑可以减轻国家关押罪犯的负担并减少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的开支。同时切实兑现“坦白从宽”的政策，亦将减少罪犯的对抗情绪，有利于犯罪分子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进而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实现刑罚的目的。

应当指出，量刑折扣与美国的辩诉交易有着根本的区别。所谓辩诉交易，又称辩诉谈判或辩诉协议，是指检察官为使被告人认罪，以减少控诉罪行、减轻控诉罪名或刑罚为条件，与被告人（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谈判并达成有关协议，然后提交法庭审判的行为。如果法院接受此项协议，就依据双方商定的罪名和刑罚判决，该起刑事案件遂可不经过正当程序而告终结。近年来美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处理结案的。因此可见，辩诉交易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刑事案件数量众多按普通程序无法及时有效解决而出现的，但由于在辩诉交易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双方就定罪量刑问题可以讨价还价，因而破坏了法律权威，违背了法治原则。而量刑折扣给予如实交待罪行的犯罪分子减轻刑罚处理是依据法律规定作出的，不涉及到定罪问题，而且要求被告人从侦查到审判阶段，必须从始至终如实交待自己所犯的罪行。换言之，法官给予被告人量刑折扣待遇必须根据被告人如实交待罪行这一事实，而不能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讨价还价。因此，量刑折扣并不违背法治原则，恰恰相反，它有利于消除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因而从本质上讲它是法治社会的一种内在要求，应当在法治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