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佰军等18人犯罪团伙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满德利


一、主要犯罪事实
1、主要犯罪形式赌博罪
1998年5月一天，谭奇打电话叫赵凯到蓝月楼，一块见了3男1女4个西安人，在场的还有王宝平（在逃）、姚超英（下落不明）。吃饭中，西安人问铜川能否开百家乐，谭奇说在他的蓝月楼（谭奇系蓝月楼老板）就能开，约好谭奇、赵凯、王宝平、姚超英4人占6股，西安4人占4股（1股1万元），由西安的一个人当总“把子”（负责人），房费、打点费每天2000元。6月，西安的4人带了百家乐赌具和一些赌客来到铜川，在蓝月楼3楼开始了赌博。赵凯和王宝平各入了一股，谭奇、姚朝娃各两股，西安人4股。参赌的有李同福、韩佰军、乔满满、芦国庆等人。

1998年7月，因姚超英把台面上的20万元输完而无法给参赌人员兑钱（崩了锅），西安人撤出，蓝月楼的百家乐暂时停了。几天后，由谭奇联系到一家歌厅继续开场赌博，一叫宁宁的人当负责人。开了10天左右，因为没有打点费害怕被查，就又搬回了蓝月楼，谭奇负责打点关系，又开了有20来天，谭奇说风声紧就停了。这期间韩佰军入了一股（1万元），刘文阁在赵凯名下入了半股（5千元）。期间，入股的还有赵凯、谭奇、姚超英、王宝平。参赌的有李同福、韩佰军、乔满满、刘文阁等人。参与护场的人有权小喜、杨大军、韩刚等人（因权、杨、韩三人在逃，无法查证他们是如何来到赌场的），刘兆强通过杨大军来到赌场负责看门，工资由聚赌人员商议后确定一个数目，用于赌场内看门的、扫地倒水的、跑腿的等服务人员的工资。工资按天算，来服务就有，不来就没有。通过聚赌人员等各种关系到赌场打杂的人很多，与韩佰军关系密切的一些人如权小喜、杨大军、韩刚等人，因为来赌场早、时间长，成为较为固定的服务人员，因此赌场中的这一部分费用就交由韩佰军按每人一天50到100元不等发放，这也即所谓的护场费。

1998年8、9月，由芦国庆出面联系，将百家乐搬到了芦家开的泡馍馆，由韩佰军当负责人，芦国庆负责打点关系。由于被公安机关查处，到9、10月又搬回到蓝月楼，在蓝月楼开了20多天，又被公安机关查处，就停了。有韩佰军、芦国庆、姚超英、李同福、王宝平、赵凯等人入股进行聚众赌博。在赌场参与护场的人有乔满满及权小喜、郭军、杨大军、高强、韩刚等人（均在逃）。每天2000元的房费和打点费，由芦国庆安排使用。每场1000元的护场费由韩佰军负责发放。在此期间，韩佰军开始放高利贷，并叫自小认识的张卫华帮着在赌场管理高利贷帐目。其中韩刚、杨大军主要负责讨要高利贷，也给看门人和护场人员发放工资。

1998年11月，芦国庆联系将百家乐开到了新区春园。当时春园已经开了百家乐，系蔡永宏、刘文阁、姚利、张铜生等几个人于98年9月开的，双方就合在了一处。负责人是芦国庆，有韩佰军、李同福、蔡永宏、刘文阁、王宝平、姚超英、赵凯等人入股聚众赌博，一直开到99年的4、5月。李同福于1998年12月离开赌场，参赌近6个月。刘文阁于1998年11月退出股份，1999年3月离开赌场到河南开火锅店，参赌近9个月。打点费、护场费和护场人员及工资发放与以前一样。期间，韩佰军继续发放高利贷。

1999年4、5月，芦国庆又把百家乐搬到新区新懋大酒店，负责人是芦国庆，有韩佰军、蔡永宏、刘文阁、王宝平、姚超英、赵凯等人入股聚众赌博。到了6月，芦国庆又联系将赌场搬到万源山庄（万源山庄系杨琳承包经营，杨琳因涉嫌聚众赌博于2001年6月14日被铜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后在保外就医中逃跑至今）。芦国庆和王宝平分别当了一段负责人，其他入股聚赌人员基本没变。2000年2月过年前，百家乐停了，再没开。1999年11月，陈继文通过护场人员郭军到赌场看门2个月，得工资3200余元。韩忠德通过权小喜于1999年7月到万源山庄赌场看门20天，得工资1500元。护场人员有乔满满、张卫华、刘兆强、陈继文、韩忠德及权小喜、杨大军、高强（均在逃）等人。期间，韩佰军从赌场领取的护场费从1000元涨到了1600元，并为护场人员按每人一天50－100元不等发放工资。同时韩佰军继续放高利贷，并让韩刚为其放高利贷，韩刚、杨大军负责讨要高利贷。

自1998年8月至2000年2月，在百家乐赌场共计开设一年8个月的赌博中，韩佰军贷出高利贷金额35万余元，收回本息近60万元，获高息25万余元，涉及借贷高利贷人员20余人。西安参赌人员“大手九”（姓名、住址不详），于1999年6、7月份以其一辆“陕AB6793”号“宝马”牌轿车押给韩佰军，借高利贷8万元。

2、对以上赌博犯罪的法律分析
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赌博罪，是指以赢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聚众赌博”，是指为赌博提供赌场、赌具，组织、招引他人参加赌博，本人从中抽头渔利的行为。这些人称为赌头，也可能参与赌博，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开设赌场”，是指以赢利为目的，营业性地为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码、奖金等组织赌博的行为。“以赌博为业”，是指以赌博为长业，即以赌博所得为其生活或挥霍的主要来源的行为。行为人只要具备以上三种行为之一，即可构成本罪。在本案赌博犯罪中，1、聚赌、参赌的有韩佰军、刘文阁、蔡永宏。韩佰军自1998年8月开始参赌，9月即开始入股合伙聚赌，历时1年8个月。刘文阁自1998年8月开始参赌，9月开始入股合伙聚赌，1999年3月退出股份，亦不再参赌。蔡永宏自1998年9月至1999年4月入股合伙聚赌，参赌至2000年2月。2、仅参赌的人有乔满满、李同福。乔满满自1998年8月至2000年2月参赌1年8个月。李同福自1998年8月至1998年12月参赌6个月。3、在赌场做服务工作领取工资的人有陈继文、张卫华、刘兆强、韩忠德等人。陈继文自1999年9月至2000年2月，在赌场服务6个月。张卫华自1998年9月至2000年2月，在赌场服务1年2个月。刘兆强自1998年9月至1999年7月，在赌场服务10个月。韩忠德于1999年夏天在赌场服务20天。以上事实说明，在行为上符合赌博罪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人只有韩佰军、刘文阁、蔡永宏、乔满满、李同福五人。其余人员在赌场均无“聚赌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中的任一行为，只在赌场从事一般的服务工作，其中的下岗工人韩忠德只在赌场扫地20多天，对这些人如果亦以赌博罪定罪，一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二是罪不服人，使不该受追诉的人受到了刑罚的处罚，不但达不到打击犯罪的目的，反而有失法律的尊严和公正。对韩佰军、刘文阁、蔡永宏、乔满满、李同福等五人，应依其各自在赌博犯罪中的罪责分别予以惩处。而对陈继文、张卫华、刘兆强、韩忠德等四人，确认他们的行为不够成赌博罪。

二、本案其它犯罪
一审法院判决还认定罪名7个，涉及犯罪16起。1、故意杀人罪(未遂)一起：系韩佰军因其兄与王瑞杰发生争吵，韩持枪致王瑞杰轻伤。2、故意伤害罪8起：1997年2月22日因权小喜与王建东发生纠纷，被害人马根水得知后赶至权家，刘文阁、韩佰军等人殴打马根水中，刘文阁持刀致马根水重伤；1998年11月中旬一天因被害人张红波与韩佰军发生矛盾，被韩佰军、乔满满、刘文阁及杨大军（在逃）等人致成轻伤；1999年3月5日被害人王林因话费与服务员发生争吵，被杨晓山、任平良致成轻伤；2000年2月1日晚，因被害人梁炜打电话中与韩佰军发生吵骂，被韩佰军等人持刀殴打致成轻伤；2000年4月30日被害人张光宇在乘坐其邻居褚长峰出租车中，因褚长峰将陈继文的女友拉走而被陈继文、郭振、等人致成轻伤；2000年8月24日被害人温西虎、田忠民因手机之事，被赵树卫、张涛等人分别致成重伤和轻微伤；2000年11月11日被害人郭小卫因小费与小姐发生争执，被赵树卫持刀致成重伤；2001年3月22日晚被害人侯瑞平与他人打招呼中发生矛盾并厮打，被张涛持匕首致成重伤。3、抢劫罪一起：1993年冬季一晚，韩佰军抢劫一起打麻将的孙振岐人民币2900余元。4、寻衅滋事罪3起：2000年2月18日杨晓山、任平良、任卫平等人帮忙要债中与他人发生争执并撕打。杨晓山、任平良、任卫平等人持刀致乔百虎、胡玉林轻伤，胡卫军轻微伤；2000年8月29日赵树卫等人被他人纠集后将客运司机李建国打成轻伤；2000年9月5日，被告人乔满满因拉沙子与赵喜正等人发生矛盾，纠集蔡熠、赵树卫、张涛等40余人，致王成阳轻伤，张战强、王银正、马宏强轻微伤。5、赌博罪：1998年8月至2000年2月，韩佰军、乔满满、刘文阁、陈继文、张卫华、刘兆强、李同福、蔡永宏、韩忠德等人伙同他人聚赌、参赌。6、罗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犯罪一起。7、温爱琴窝藏犯罪一起。

三、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
检察机关抗诉认为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犯罪集团系黑社会性质组织。其中被告人韩佰军、乔满满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刘文阁、张卫华构成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赵树卫、陈继文、张涛、蔡熠、刘兆强、韩忠德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理由如下：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一款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一款的解释中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结合本案事实看，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犯罪集团，是以“百家乐”赌博场为依托，通过收取保护费、投放高利贷，在以达疯狂敛财目的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壮大的。他们以赌场为核心，在被告人韩佰军领导下，人员由开始的乔满满、权小喜、刘文阁、杨大军、张卫华等几个人，发展为后来的20多人，并使得该组织结构形成一个宝塔式的、层次明确的犯罪组织，它的领导者是韩佰军、乔满满。有组织者——较早与韩混集在一起，实施犯罪且为该组织护场、讨债的刘文阁、为该组织担当管帐并积极护场、讨债的张卫华。有积极参加该组织，并参加护场或讨要高利贷的陈继文、刘兆强、韩忠德。有为该组织充当打手的赵树卫、张涛和蔡熠。

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结合本案事实看，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该犯罪集团，通过为赌场护场，收取保护费、投放高利贷，由韩给其跟随者分发工资。共计非法敛财达60余万元，在此经济基础的支持下，才得以坐视为大，以自己的人多、势大，为非作歹。

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结合本案事实看，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犯罪集团，实施故意伤害7起、寻衅滋事1起、聚众半殴1起、打伤13人，其中重伤4人，轻伤5人，轻微伤4人。

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综合本案事实看，以被告人韩佰军为首的犯罪集团，胆大妄为，屡屡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且以赌场为依托，大肆投放高利贷，造成借贷者因无力还贷，四处躲藏，有家难回的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我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综合以上四点，认为一审判决所述检察机关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韩佰军组织的护场组织完全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组织特征；不能证明被告人韩佰军聚敛钱财是为了壮大发展护场组织、聚敛的钱财归护场组织用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不能证明被告人韩佰军伙同乔满满、刘文阁、张卫华、赵树卫、张涛、陈继文、蔡熠、刘兆强、韩忠德等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不能证明被告人韩佰军组织的护场行为及放、收高利贷行为在一定地区范围内或不特定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施以重大影响，使正确的社会管理和行业管理不能施行，公然对抗主流社会，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显属错误。

四、对检察机关抗诉理由的法律分析
1、在全案涉及7个罪名的16起犯罪中，共同犯罪12起，单独犯罪4起。犯罪时间从1991年4月至2000年2月近10年时间。以上犯罪，从发案的时间、原因、经过、后果等几方面分析，与韩佰军等人赌博犯罪及这些犯罪之间，一、犯罪意图没有关联性，即促使个案发生的原因没有必然的联系。二、犯罪的主观指向没有共同性，即个罪中各被告人的主观方面没有明确的服从和依赖关系。三、犯罪本身的目的没有统一性，即所有个罪的发生并非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四、犯罪分子之间的结合没有稳定性，即个罪的实施不是始终围绕一些关系密切的固定成员而展开。虽然本案在人数上看似较多，但并没有明确组织、指挥、策划实施这些犯罪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各被告人之间也没有为进行犯罪而结合成稳定的组织形式。找不出在这些犯罪中始终出现、并在犯罪中始终起主要作用的固定成员。韩佰军杀人（未遂）案、抢劫案均系韩一人犯罪。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犯罪均系其他犯罪分子出于个人利益和目的，临时纠集在一起实施的，并非受到韩佰军、乔满满等人的组织、指挥。从韩佰军、乔满满等人结识、聚集过程、在百家乐赌场开设、运行中的作用看，韩佰军等人并不是赌场的主要开办人。在1年8个月中，赌场曾换了6、7个地方，每一处地点都非韩佰军等人出面联系。在6、7个地方设赌当中，只有一回系韩佰军充当了负责人，时间有近3个月。其余时间韩佰军只是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聚赌。在赌场中，韩佰军替合伙人发放护场费，在赌场从事服务的一些人员，也非经由韩佰军招募，大多系通过各种关系而来，且无纪律要求，干一天活给一天工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缺乏组织形式。韩佰军在赌场发放高利贷，也是借机为自己牟利。韩佰军、乔满满等人在赌场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韩、乔等人并不是赌场的主要开办者和组织者。聚众赌博本身就具备组织他人参赌的特性，但不能就此认为他们也在有组织的实施其它犯罪。且本案赌博犯罪又系比较松散的团伙犯罪，全案其它犯罪不是为围绕赌博犯罪而实施的，均与赌博犯罪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点，其它个罪如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犯罪与赌博罪没有必然联系的事实，给予了证实。因此，此案不符合人大关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一款解释中的“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第一个特征。

2、此案涉及经济利益的犯罪只有赌博罪1起。韩佰军等人在聚赌、参赌中，所有聚赌人员首先必须拿出一定的资金入股，然后才能从赌场的获利中分得利润。如果这些入股合伙后形成的庄家在聚赌中输了，那么入股人员不仅无利可分，且入股资金也无法收回。在韩佰军等人聚赌中，一、只要愿意拿钱入股，就能参与赌场的获利分红，同时自己承担坐庄赔钱的风险。只要想退出可以随时退出，人员可以在聚赌者、参赌者、不再赌之间自由转换。二、除了入股资金是每股10000元的规定外，再没有其它加入或退出的规定和条件，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三、韩佰军等人并没有组织实施除赌博犯罪以外的其它犯罪来迫使其它人员入股，也没有组织实施除赌博犯罪以外的其它犯罪来保证入股者绝对获利。四、除赌博本身这一获利犯罪形式，韩佰军等人再没有实施其它犯罪来非法获利。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在韩佰军等人聚赌中，除参与赌博、纠集人员维护赌场安全、逃避公安机关检查这一点具有组织的特点外，韩佰军等人再没有组织其它违法犯罪活动并获取经济利益。

韩佰军、乔满满等人在赌场中的主要作用是负责护场，并用从赌场获利中分配的费用给护场人员发放工资。其目的是为了使组成的赌场在内部安全有序，并以此吸引他人前来参赌。这是聚赌过程中的具体行为，而非赌博犯罪以外的其它行为。所以其具有的有组织的特点是该犯罪具体行为实施上的特点，而非表现在其实施所有犯罪上的特点，也即不是有组织的犯罪。
此文原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8期，第56-59页。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若干问题探微

董国庆、易 斌
作者单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第三人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却又是理论界争议较多的一项制度。由于法律对此项制度的规定较为粗陋，导致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后果是几无例外的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为实现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程序权利保障和诉讼经济双重目的，本文认为法院不应主动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应修订为本诉被告通知参加或本人申请参加为宜；同时应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明确界定为辅助参加人。

原告雷某于2004年8月12日向法院起诉称，其受被告杭州天利公司之雇从事房屋装修，因工摔伤，经法医鉴定为Ⅰ级伤残，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杭州天利公司承担医疗、误工、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定被告杭州天利公司并不是雷某的雇主，章某才是原告雷某的雇主，于是追加章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人章某答辩称，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义务关系，作为被告杭州天利公司也没有主张要求第三人来承担责任，因此，其作为第三人系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不要求其继续参加诉讼。法院经审理认定第三人章某系涉案工程实际承包人，应承担赔偿责任。遂判决：1、第三人章某赔偿原告雷某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415810元；2、被告杭州天利公司对第三人章某应支付的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之规定，笔者提出以下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何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是法院主动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否妥当？三是法院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何在？
一、何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依据是"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对“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作界定，导致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诉讼实务中的宽泛理解和操作：(1)当事人的宽泛化，即应当作为被告或共同被告的人被作为第三人；(2)事实关联人的第三人化，即许多案外人仅仅与本诉1的诉讼标的有事实上的牵连关系，而无法律上的牵连关系，被列为第三人；(3)证人的第三人化，即由于证人出庭缺乏相关措施的保障，为确保证人出庭，将证人申请为第三人；(4)复合之诉2中的相关人的第三人化。笔者认为：
1、“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仅限于和本诉被告。廖永安教授认为3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指与本诉争议的法律关系存在牵连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法律上的牵连具体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两个法律关系的主体有牵连。即其中同一主体分别涉及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并且这两个法律关系之间有特定的联系。其中一个法律关系发生争议涉讼时,可能牵连另一法律关系的主体；第二,权利义务的牵连。仅仅有主体牵连,并不一定成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还必须有权利义务的牵连,即法律关系内容有牵连；第三,法律事实或标的物的牵连。两个法律关系的标的物有牵连,甚至是同一标的物。或者两个法律关系的各自争议都与同一法律事实相关联。"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实指两个法律关系，即本诉争议的法律关系与第三人与本诉一方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之间的牵连性。笔者认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本诉当事人存在的另一法律关系应当仅限于和本诉被告，廖永安教授将其界定为和本诉任意一方过于宽泛。本诉原告若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同一个法律关系，原告应该直接以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为被告提起起诉，而不是作为第三人。这是因为在本诉中，原告只要证明被告有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的事实存在，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的，原告无须过问。被告所要做的，就是证明自己没有违约或侵权行为，若被告的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是由第三人原因造成的，也不能免除被告对原告的民事责任。故只有被告在做被告时其认为抗辩事由需要得到第三人的辅助时，方有申请第三人的必要，如《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第三人违约问题，就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可见，原告是不能直接相向第三人起诉的。
但是由于法院对本诉的判决可能会影响随后发生的本诉被告与第三人的事实认定，因此，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只会和本诉被告有牵连4，这种牵连使得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于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便申请加入，参与诉讼，通过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可借助本诉判决认定的事实减轻或者免除自己的民事责任，同时无需让本诉被告向其另行提起一个新的诉讼，以达到一次诉讼解决两个甚至更多纠纷的目的。把两诉合并审理有利于纠纷的合理解决并避免裁判上的差异。可见第三人制度说到底是以同一诉讼程序合并审理与本案有一定关联的案件或法律关系，是以诉讼经济为宗旨的同案合并审理实体上关联的案件或法律关系的便捷程序制度。
2、“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专指义务关系。“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表现为三种形式5：一是义务性关系，二是权利性关系，三是权利义务性关系。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同案件的处理结果之间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系专指义务关系，这是因为如果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对本诉被告享有权利，则他享有了独立的请求权，可以以原告的身份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这样他便是原告而不是无独立清求权第三人。故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本诉中只有辅助本诉被告的义务，在诉讼中仅仅是辅助参加人的角色。所谓辅助参加是指第三人通过陈述意见、提供证据和参加辩论等活动，支持与己存在另一法律关系的本诉被告一方的诉讼主张。第三人之所以辅助本诉被告，是因为二者对诉讼的胜败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二者在诉讼中不是对立的诉讼关系，而是一种辅助关系，但二者之间也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即如本诉被告败诉，第三人将在其与本诉被告的法律关系中承担相应的责任，二者之间可能产生一个新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能在本诉中作出独立的诉讼行为，如提出反诉，只能以被告的诉讼行为代表自己的行为，其也不得与被告的诉讼行为相抵触。这正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也正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第三人的规定。诉讼实务中，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几种常见类型，如（1）连环合同中因标的物质量引起的诉讼；（2）因使用购买的原材料加工成品而引起的纠纷；（3）因三角债引起的欠款纠纷；（4）因缺陷产品引起的侵权诉讼；（5）撤销权诉讼中的第三人；（6）合同转让中的第三人；（7）保证合同中的第三人等，均是义务性的。
综上所述，所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就是：第一，三个主体之间存在两个内容、客体相牵连的法律关系；第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本诉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发生争议的可能；第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本诉被告负义务性的牵连。本案中，有证据表明第三人章某系原告雷某的真正雇主，它们之间是雇佣关系；章某与杭州天利公司之间是建设工程承揽关系。原告雷某本应以章某作为被告，但却选择杭州天利公司为被告，系主体不适格。杭州天利公司与雷某之间为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没有利害关系，杭州天利公司才是真正的第三人。
二、法院主动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否可以？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参诉方式有两种：第三人本人申请参加和法院通知第三人参加。
1、关于第三人本人申请参加。如上所述，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的设计，是出于正在进行的本诉已经或将要损害其合法权益而对其自身的权利所进行的司法救济行为，故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程序价值只能是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参诉程序规则只能以第三人为中心、以保障第三人诉讼权利为根本。因此，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申请参诉应具有自愿性，他可以选择参加诉讼，也可以选择不参加诉讼听任案件处理。这样方符合民事诉讼中以当事人为中心的现代司法理念，保障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故诉讼实践中争议不大。这种参诉方式只须注意第三人与本诉的牵连程度，除非第三人与本诉可能的判决结果确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或虽有一定利害关系但第三人的参加会导致诉讼程序的过分迟延，法院一般应予准许。
2、关于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实践中，法院通知参加又分为依本诉当事人申请与法院依职权追加两种形式。（1）关于本诉当事人申请这种方式，笔者认为，本诉原告不能作为申请主体，因为依据诉讼法原理，原告所请求的对象应该是被告，如原告请求对象错误，也只是发生被告的替换或驳回起诉，而非第三人的追加，否则就会造成原告的诉讼请求处于不固定状态，影响审判的效率。故追加第三人只能由本诉被告提出，要求第三人辅助自己诉讼；（2）关于法院依职权追加这种方式。首先，此种方式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模式。当事人主义强调民事诉讼依当事人双方的主张举证而进行，当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处分权利，并以此主导诉讼，法官不是积极的参与诉讼，而是对当事人双方积极的诉讼活动进行消极的旁观、观察，评判双方在举证和辩论过程中是否违反有关规则，然后居中对案件做出裁判；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注意当事人双方在诉讼中攻防力量的平衡，赋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义务，为双方提供公平竞争的诉讼环境。由于第三人参加诉讼是要辅助本诉被告对抗原告的，若由法院依职权追加，会造成原被告之间对抗的失衡，对本诉原告造成不公；其次，从证据规则的角度讲，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突破了职权主义的影响，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要求当事人全面地承担举证责任，严格限定人民法院收集、调查证据的范围。人民法院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主观上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分清责任是非，但客观上却忽视了本诉被告的举证责任，有损法院中立裁判者形象。这也是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具有较强职权主义的表现。
综上所述，法院在启动诉讼程序方面应有一定的受动性，它是当事人私法权利处分原则的重要表现，只有当有人提出请求的时候，法院才启动司法救济程序，给予各种利益主体提供公力救济，这是司法中立、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的一个显著特征。故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应以本诉被告通知参加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本人申请参加为宜，法院不应主动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本案中，原告雷某以杭州天利公司为被告，若法院认为其起诉理由或证据不足，本应驳回原告雷某起诉，而不应替原告去追加一个第三人来继续审理。
三、法院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何在？
《民事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这是第三人参加到本诉中来，被判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其实这个规定是本末倒置的：首先，"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与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存在矛盾，案件处理结果应当是在本诉案件作出裁判后才能知晓。本诉案件既已裁判，何来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呢；其次，诉讼权利本应在前，承担民事责任在后，但此规定的含义是法院先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然后第三人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论是"申请参加诉讼"还是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除非先判后审，否则从逻辑上实难自圆其说。笔者认为，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是违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制度设计的。

注：
1、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没有得到诉讼权利保障。诉讼请求权的集中表现就是诉权，任何—种民事权利都只有通过诉权来保障，一个诉讼主体若无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即不完全享有当事人的举证、辩论、反诉等权利的情况下，被判令承担民事责任，并要求其接收裁判的约束，这与程序保障的要求是相冲突的。如果只允许本诉的原告或被告向第三人提出请求，而第三人不能向对方提出独立请求，第三人在实体法上的抗辩权、支配权和请求权无法向对方直接主张，法院判决第三人承担责任就可能在实体上造成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权利的漠视。所以，要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第三人就必须享有诉讼上的独立请求权。
2、违背了“有诉才有裁判”的民事诉讼原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的诉讼，该第三人与本诉被告间的法律关系和本诉原被告间的法律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现代民事诉讼法申诉审分立的理念表明，诉审分立要求审判以诉的存在为前提，不得无诉而判、无诉讼请求而判、超诉讼请求而判。由于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就不能形成程序意义上的诉，也就不能对实体意义上的诉进行审判，无论哪一方当事人胜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均不能直接从败诉方获得利益；即便第三人享有实体抗辩权、支配权等权利也不能向对方独立主张，与此同时，在已经开始的本诉讼中，原告或被告却可以在实体上从该案外人处取得利益，法院径判第三人承担责任，显然违背了“有诉才有裁判”的基本诉讼原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第三人的规定没有将民事之诉作为民事诉讼的基础，无论是第三人本人申请加入，还是法院通知其加入，第三人不是通过诉的方式进入诉讼，他与本诉的一方当事人之间就不可能存在“诉讼标的”，也就无所谓有第三人之诉，没有民事之诉的审判，是没有对象的审判。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问题上给出的主流方案是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分为辅助性第三人和被告型第三人6，所谓辅助性第三人是指与他人的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判决结果直接影响后一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第三人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参加本诉，辅助其中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所谓被告型第三人是指原来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中的被强制纳入诉讼并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第三人可能在本诉中承担民事责任，属替代履行义务。笔者认为，这种划分的特点是不再按请求权的有无作为划分第三人的根据，尤其是引入被告型第三人后使问题复杂化：首先，未征得原告的同意强制纳入第三人并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不妥，这是因为民事责任的转移类似于债务承担，由第三人替代被告向原告承担民事责任，相当于三方之间形成一个新的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需得到诉请人的同意。否则，法院判决第三人直接向被告承担民事责任，既剥夺原告自行确定被告的权利，又剥夺被告向第三人追究责任的权利；其次，本诉原告与第三人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赋予第三人完全当事人的资格，该第三人对本诉被告可以有实体抗辩权，对本诉原告确实没有的。故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明确界定为辅助参加人。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是当事人，只能以辅助的身份享有有限的诉讼权利。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本诉被告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尚未形成现实之诉，法院自然不能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本诉被告若败诉，则应由其向原告承担民事责任，虽然被告申请引入第三人是为了转嫁自己的民事责任，但毕竟第三人不是原告诉讼请求的对象，原告起诉的对象是被告，仍应由被告对胜诉的原告承担民事责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固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参加到本诉中来，他既没有诉，也没有被诉，他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当然，上述两个理由只是学理上的探讨，就目前民事诉法的规定而言，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也未尝不可。就本案而言，原告雷某的诉请是针对杭州天利公司的，审理中原告也没有变更诉请内容和对象，法院却超越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追加了一个第三人来让其承担民事责任明显不妥7。
四、结论
任何程序的设计都是围绕着其自身的价值观和目标进行的。方法论上的错位，必然导致价值观的失衡和目标的漂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主要是为诉讼经济目的而设计，国家和个人均可节约司法成本，但将法院与个人的诉讼成本不加区分，则会造成诉讼程序价值的失衡，是违反“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原理的。“经济学分析总是从个人出发，换句话，经济学总是个人主义的。经济学的确是这样的，经济学对任何问题的分析包括组织行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个人行为的分析基础上，即由个人到组织8”。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的起因9”。在诉讼活动中，法院和当事人都存在着能否最有效地利用司法资源的问题，追求各自收益的最大化，理性人都要对自己的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益作理性地权衡。由于法院无法知晓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后，做出的判决是否属于第三人的经济诉讼，这就有可能造成法院认为是诉讼经济的判决，但却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恰如惠子对庄子所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如此反而引起第三人的申诉、上访，诉讼经济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为实现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程序权利保障和诉讼经济双重目的，笔者认为，法院不应主动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将申请参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情形限定在第三人本人，适时在民事诉讼法中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修订为本诉被告通知参加或本人申请参加为宜；同时应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明确界定为辅助参加人。
1理论界，把最初由原、被告参加的诉讼称“本诉”，把第三人参加的诉讼称“参加诉讼”。
2如果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都是单一的,我们称之为单一之诉;如果两个要素中有其中之一是多数时,我们称之为复合之诉。复合之诉又叫做合并之诉,其中主观要素为多数的诉讼,在民事诉讼中,叫诉的主体的合并,或者叫诉的主观合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共同诉讼",客观要素(诉讼标的)为复数的叫诉的合并。离婚诉讼是典型的复合之诉。参见李龙：“民事诉讼诉的合并问题探讨”，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2期。
3廖永安：《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17卷2001年第3期。
4既判力具有相对性，主体范围原则上只及于诉讼中的原告和被告，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是诉讼当事人，法院针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作出的判决不可能对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产生直接的拘束力，但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和对诉讼标的的判断在以后的被辅助方与第三人主间的诉讼中可准予免证。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第4项和《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1款第4项均规定：当事人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
5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页。
6张卫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第三人类型重构”，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14日，也有称“辅助参加人”“准独立第三人”的，见肖建华：“论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重构”，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1期。
7本案经二审法院调解结案。
8张维迎著：《产权、政府与信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9方福前著：《公共选择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