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机动车维修经营管理办法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机动车维修经营管理办法
（2013年2月5日昆明市人民政府第5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13年2月27日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123号公布 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机动车维修行业经营行为，维护机动车维修市场秩序，保护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及其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维修经营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机动车维修经营，是指以维持或者恢复机动车技术状况和正常功能，延长机动车使用寿命为作业任务所进行的维护、修理以及维修救援、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等相关经营活动。
第四条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维修行业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维修行业管理工作。
发改、工商、公安、城管、环保、质监等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机动车维修经营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应当发挥行业代表、行业自律、行业服务和行业协调作用；协助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规范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的经营活动。
第六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优质服务的原则。
第七条 鼓励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实行集约化、品牌化、专业化经营，推广快修连锁服务，促进机动车维修行业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
鼓励推广应用机动车维修环保、节能、不解体检测和故障诊断技术。
第二章 经营许可
第八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依据维修车型种类、服务能力和经营项目实行分类许可。
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根据维修车型种类分为汽车维修经营业务、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业务、摩托车维修经营业务和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四类。
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具体经营项目，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应当符合国家、省和市的有关规定，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维修场地；
（二）有必要的设备、设施和技术人员；
（三）有健全的机动车维修管理制度；
（四）有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
第十条 申请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应当向所在地的县（市、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三）企业（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四）拟聘用人员名册及资格、职称证明；
（五）经营场地使用权和产权证明；
（六）各类设备、设施清单；属计量器件的设备、设施，提供设备检定合格证明；
（七）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车辆维修档案管理、人员培训、设备管理及配件管理等维修制度文本；
（八）环境影响评价批准证明材料和配套环保措施证明材料；
（九）国家、省和市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经审查符合开业条件的，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对不符合开业条件的，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变更许可事项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向作出许可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变更申请。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变更企业名称、企业性质、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等登记事项的，应当到作出许可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终止经营的，应当于终止经营前30日向社会公告，并向作出许可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二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申请设立分支机构、连锁经营机构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具体规定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章 维修经营
第十三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许可范围承修车辆。
第十四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遵守《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JT/T816)，建立健全维修质量管理制度。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地内醒目位置悬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制作的维修类别标志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质量信誉考核等级标牌，并公示维修技术标准、维修服务流程、质量保证期标准、服务承诺，以及维修项目的维修工时定额、工时单价、常用配件现行价格、监督电话等信息。
第十五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执行国家、省、市和行业的维修技术标准及工艺规范。尚未颁布技术标准和工艺规范的，可以按照机动车生产厂商提供的维修手册和有关技术资料进行维修。
第十六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照机动车配件质量追溯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配件采购登记、入库、出库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与托修方签订维修合同。
在维修过程中需要增加维修项目、更换主要零配件或者扩大维修范围的，应当事先征得托修方的同意，并在维修合同中予以明确。
第十八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使用托修方自备配件维修车辆的，应当在维修合同中注明自备配件的品名、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并查明配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无法查明的，不得使用。
第十九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改装机动车；
（二）利用配件拼装车辆；
（三）承修报废车辆、无籍车辆；
（四）在核准的区域外进行维修作业或者停放待修车辆；
（五）使用假冒伪劣配件、不合格配件；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实行进厂、出厂、过程检验和竣工出厂合格证制度，并使用国家、省、市或者行业统一的进厂检验单、过程检验单、竣工检验单和竣工出厂合格证。
禁止伪造、倒卖、转借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
第二十一条 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汽车二级维护的车辆，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进行出厂检测，不具备检测资质的，应当委托具备资质的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检测合格的由质量检验员签发竣工出厂合格证，连同全部技术档案等材料提供给托修方；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二十二条 具备检测资质的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应当按照检测标准和程序，对所检测的车辆如实出具检测报告。
第二十三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建立维修技术档案。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汽车二级维护和肇事修复的车辆维修技术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两年。
第二十四条 机动车维修竣工实行出厂质量保证期制度，质量保证期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在质量保证期内应当执行走合期规定。在合理使用、正常维护情况下出现质量问题的，由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负责包修，免收返修工时费和材料费，并按照原维修类别在规定期限内维修竣工后交付托修方。
第二十五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确保安全生产。
第二十六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结算维修费用，应当开具税务部门核发的专用发票或者增值税发票，并附统一规定的工时、材料结算清单。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不出具规定的结算票据和结算清单的，托修方有权拒绝支付费用。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加强对机动车维修经营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年度质量信誉考核制度，并定期向社会公示考核结果。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在许可经营期限内应当参加年度质量信誉考核。
第二十九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积极推进行业信息化建设和救援、维修服务网络化建设，促进机动车维修行业发展。
第三十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投诉举报制度，并及时对投诉进行处理。
机动车维修当事人因维修质量发生纠纷时，可以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调解。
第三十一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执法人员应当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得妨碍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的正常经营活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虚列修理项目谋取非法利益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三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不按国家、省、市或者行业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进行维修作业或者漏项、缺项；
（二）不按要求对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汽车二级维护车辆进行出厂检测；
（三）不按要求建立机动车配件采购登记、入库、出库管理制度。
第三十四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执行进厂、出厂、过程检验制度和竣工出厂合格证、质量保证期制度；
（二）企业名称、企业性质、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发生变更，未办理变更手续；
（三）不按规定参加年度质量信誉考核；
（四）在核准的区域外进行维修作业或者停放待修车辆；
（五）不按规定悬挂统一的机动车维修类别标志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者年度质量信誉考核标牌；
（六）不按规定公示维修技术标准、维修服务流程、质量保证期标准、服务承诺、维修项目的维修工时定额、工时单价、常用配件现行价格等信息；
（七）不按规定使用统一的进厂检验单、过程检验单、竣工检验单、竣工出厂合格证或者结算清单；
（八）不按规定与托修方签订维修合同。
第三十五条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使用未经检定合格的检测设备进行检测的，由道路运输管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机动车维修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2002年11月5日昆明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昆明市汽车维修管理办法》（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37号）同时废止。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是苏东坡的一首极有名的描写“悍妻”的诗。
据说，在北宋的时候，元丰三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不期遇上陈?V，两人遂成为好友。陈?V狂放不羁，傲视世间，隐居龙丘。陈?V在龙丘的房子叫濯锦池，宽敞华丽，家里养着一群歌妓，客人来了就以歌舞宴客，而陈?V的妻子柳氏，性情暴躁凶妒，每当陈?V欢歌宴舞之时，就醋性大发，拿着木杖大喊大叫，用力捶打墙壁，弄得陈?V很是尴尬。于是苏东坡就写下了这首诗来嘲笑陈?V。
这本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故事的背后所展示的却是一个中国古代特殊却又普遍的“悍妻”现象。
古代“悍妻”现象
翻看古籍史料，记载“悍妻”的并不少，如袁绍妇刘氏“甚妒。绍死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又毁其形”。李绍文的《云间杂识》也有这样一段记载：“松之悍妇，不能枚举。因夫以得贵，因贵以虐夫。有披发通衢，呼夫名而稠抵。”对“悍妻”诸多行径的描写可谓详尽。钱谦益也在《陈府君合葬墓志铭》中这样描述晚明时期的一对夫妻，丈夫陈钦光“长不满六尺，低首俯躬，语言????然”，而夫人“长身魁形，謦咳如伟男子”。两人不仅外貌反差极大，妻子更是屡屡当着外人的面数落夫君，毫不顾忌丈夫的脸面和影响，可谓十分凶悍。
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封建伦理制度尚未健全的秦汉，还是“程朱理学”出现后，封建礼教早已系统化、理论化的明清；无论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官宦之家，还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寻常百姓，“悍妻”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而普遍存在。她们强势、彪悍甚至残暴，与传统的女性形象格格不入。她们殴打丈夫、威逼亲属、仇怨邻里，对统治者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都有一定的破坏。
古代关于“悍妻”的法律规定
然而，早在《周易》中“夫刚妇柔”的理论基础就已牢固地建立，其言“坤”道柔顺，承奉于天；“坤”道处卑，待唱乃和之理。《礼记》中记载“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也涉及到妇女的具体言行。在这种大的社会氛围之下，妻悍逐渐上升为一种法律过错，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肢指、?体，问夫何论？当耐。”但此时，夫妻互相施暴，与常人斗罪量刑一致。
到了汉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罪。”可见，此时“悍妻”开始为法律所强力禁止，并且是否为“悍”，完全由丈夫判定，成为夫权的重要保障。
此后历代，随着儒家伦理道德的逐步建立，法律体系与内容的完善，有关妇女言行的规定更加详细而具体。
发展到清代，由于“例”成为与“律”并行的法律规范，根据个案成例而对“悍妻”加以惩处的情况更为广泛，如“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拟绞立决”的新例，就是根据乾隆四十五年“山阳县民妇倪顾氏逼迫伊夫倪玉自缢身死案”而确立下来的，倪顾氏生性泼悍，刻薄丈夫前妻的儿子，夫妻因此反目相殴，倪玉气忿自缢。根据先前的法律规定，应处以绞监侯，但刑部认为，应比依“殴夫至笃疾绞决”律拟绞立决。乾隆皇帝同意了刑部的意见，认为“妇之于夫，犹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同列三纲，所关綦重？”最终判处倪顾氏绞立决，并颁行新例通行。
除了法律规定，民间亦有诸多家族法规对女性的言行进行约束，如山东孔府的《训俗遗规》的规定“孝敬公姑，和睦妯娌，不凌虐婢妾，不残害妾生子女，妇人撒泼干犯长辈者，罚银一钱，责夫十板”等。
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家族法规均对妇女的言行作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并制定了严厉的处罚规则，那为何在中国古代，“悍妻”现象并不罕见，甚至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生活领域呢？
古代“悍妻”形成原因
明代有一王氏，性格泼悍，竟一次性杖杀使女十余人。其时还有一程氏，也是穷凶极恶，居然把婢女杖杀后，将其尸体解剖放入木匣中，并把另外一婢女的阴部割落而欲杀之。
与上述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悍妻”杀死使女、婢女的原因，我们已经无法查明，但可以看出的是，这些“悍妻”生性泼悍、残忍、凶暴，视人命为草芥，随意残害。这不能不说是“悍妻”现象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人性中所本来具有的某些恶性，是无法通过礼法来加以限制和遏止的。
《大理历代名碑》中曾收进一块古碑拓片，据碑文记载，清道光年间，铁甲场地的男人们经常外出，而留守在家中的妇女却经常“屡行不义”，如偷盗邻居的家禽、菜园种植的蔬菜等。村姑们犯错被发现后不但不认错，反倒“转加唬吓寻死”。
可见，分析中国古代妇女的问题，注意到其顺从、卑下的特点之时，亦不可忽视她们的“无知”。古代妇女受教育程度很低，平民的家庭妇女更是很少接受教育，这种对知识的缺失，导致她们不懂“礼”、“义”，在丈夫纵容或者无人管教的情况下，即有可能恣意妄为。
如前案例所述，中国古代男子往往有纳妾、狎妓的风气，而夫妻感情的“排他性”，必然会导致妻子在面对丈夫纳妾或狎妓的行为时作出抗争性的反应。感情上的妒忌，必然会造成妇女行为上的乖张与彪悍；同时，丈夫寻欢甚至纳妾，必然会影响到妻子的经济地位。为了自保，妻子往往会变得敏感、狠毒，压榨对其构成威胁的其他女性。另外，中国封建社会男性的续婢纳妾，除了玩弄女性的原因外，延续子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婢妾一旦生子，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会骤然上升，这对嫡妻——尤其是未育子嗣的嫡妻来说，便是一种致命的威胁。这种威胁所产生的嫉妒和愤怒，必然会以乖张、暴戾的方式发泄出来。
中国古代在“男尊女卑”的格局下，亦十分注重“长幼有序”。作为处于“尊长”地位的女主人，并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妻子往往掌握家庭内部事物的管理权，包括子女教育权、惩罚权等。尤其在丈夫这方面能力欠缺的情况下，妻子往往要更加承担起“家不破”的重任。此时，处于家庭中重要地位的妻子，其完全可以管教子女、惩罚家眷甚至彪悍从事。
明朝中后期曾经出现过十分有趣的现象，“男为女饰，女作道装”的打扮，一时间成为社会风气。这种现象尽管是当时人们争奇斗艳的心理以及社会风俗奢靡的表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女角色的变换。究其原因，与当时妇女在社会中经济地位的提升有着必然的联系。
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产品需求旺盛，促使家庭手工业迅速普及，在手工业领域，妇女较于男子具有某种优势，导致妇女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提高。
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导致妇女话语权的增强，其对无能的男主人表示的蔑视或不满，就往往以“悍妻”的现象表现出来。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丈夫的放纵或者懦弱、处于不同阶层的妇女地位的差异等。
中国古代的“悍妻”，有因“悍”入罪，受到严厉惩罚的；有恣意彪悍，周围人苦不堪言的；有“御夫有术”，丈夫甘之如饴的等等。纵然均为“悍”，却也形形色色，类型多样，看似特殊，却也普遍，对其原因的分析，或许对分析当今社会女性地位问题亦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