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人大



【标　　题】 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第三次修正）
【文　　号】
【颁布单位】 河北省人大
【颁布日期】 2001年3月30日
【实施日期】 2001年3月30日



（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４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
过 根据１９９４年９月２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关于修改＜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１９９７年９月３日
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北省计划生
育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１年３月３０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三次
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
素质，使人口发展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
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本省境内的公民和单位，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鼓励晚婚、晚育，实行少生、优生，禁止早婚早
育和计划外生育，因人制宜地落实节育措施。
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工作为主，同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同公民勤劳致富相结合、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
第四条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负责组织本条例的
实施。
第六条 各级计划生育委员会是同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工作的主管部门，对下
级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有监督、检查、指导、协调的职责。
县以上计划生育宣传指导站、技术服务站、避孕药具管理站是同级计划生育委
员会的事业单位，对下级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有监督、检查和指导的职责。
各级计划生育协会应当协助同级人民政府组织公民，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实行自
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第七条 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按照职责分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八条 村（居）民委员会和机关、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本条例规
定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由单位主要领导人负责，根据工作需要设置计划生育管理机
构或者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企业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法定代表人负责，并
接受当地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九条 各级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对县以下计划生育部门和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专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可以实行岗位津贴；对村计划生育
管理人员给予适当报酬。
县以下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其所属事业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
作岗位工作２０年以上，并在计划生育工作岗位上退休的，增加５％退休金。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有关生育规定和上级政府确定的人口控制目
标，制定本辖区的中、长期人口规划和年度人口出生计划。
各基层单位在每年３月底前，将下年度的生育指标落实到人，并予以公布，接
受群众监督。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实行人口目标管理责任制。把人口计划指标和人均经
济指标完成情况，作为考核政府政绩和主要领导人及分管领导人实绩的一项主要内
容。
各级人民政府加强计划生育统计管理，做到计划生育统计数据真实、准确。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按规定拨付和筹集计划生育事业发展所需用的经费。
第三章 生 育
第十三条 育龄夫妻生育子女必须服从当地人口出生计划，除本条例另有规定
者外，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
第十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的夫妻，可以有计划地照顾再生育一
个子女：
（一）只有一个子女，且其子女有非遗传性严重残疾的；
（二）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三）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只有一个子女的；
（四）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或者相当此标准的其他非遗传
性残疾者，只有一个子女的；
（五）夫妻双方均为全国１０００万以下人口的少数民族，只有一个子女的；
（六）夫妻双方均为归国华侨或者在本省定居的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只有
一个子女的；
（七）再婚前无计划外生育的再婚夫妻，一方只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
过子女的，或者夫妻一方未生育过子女、另一方为两个以下子女的丧偶者；
（八）在矿区井下作业连续５年以上，且继续从事井下作业的矿工，只有一个
女孩的；
（九）平原、丘陵农村的村民，只有一个女孩的；
（十）从事海洋作业的沿海渔区的渔民，只有一个子女的；
（十一）山区、坝上农村的村民，只有一个子女的；
（十二）农村中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的村民，只有一个子女的；
（十三）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他特殊情况的。
符合前款规定的，也应当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
严禁一对夫妻生育第三个子女。
第十五条 符合第十四条规定的，生育妇女的年龄必须在２８周岁以上，生育
间隔必须在４年以上；年龄在３０周岁以上的，可缩短生育间隔。
第十六条 经批准照顾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由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收
取照顾二胎生育费。收费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七条 育龄夫妻要求生育第一个子女的；经乡、镇、城市街道办事处计划
生育委员会（办公室）批准；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经县（市、区）计划生育委
员会审查批准，国家工作人员和第一个子女是非遗传性严重残疾的职工，由市（地
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查批准。被批准生育的，由女方户籍所在地的计划生育委员
会（办公室）发给《生育证》。
育龄夫妻的管理单位应当同育龄夫妻签定计划生育合同。
第十八条 遗弃、溺害、买卖、藏匿、送养婴幼儿的，不再安排生育。
经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怀孕后无正当理由自行终止妊娠的，其《生育证》作
废，并不再照顾生育。
第十九条 城市和有条件的农村，公民结婚和生育应当进行婚前和产前检查，
接受优生指导。
禁止患有能造成下一代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夫妻生育。
第四章 节 育
第二十条 凡未安排生育的育龄夫妻，必须落实安全可靠的节育措施，并按规
定接受检查。
凡是计划外怀孕的，必须采取补救措施。
第二十一条 对计划生育受术者，按规定给予节育假；接受绝育手术确需其配
偶护理的，给其配偶７至１０天的护理假。国家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和计
划内临时工，在上述假期内，照发标准工资，视为全勤，不影响全勤奖；村民可以
由所在乡、村给予适当补助。
第二十二条 已婚育龄夫妻使用避孕药、具和施行节育手术的费用，按国家规
定报销。
第二十三条 卫生医疗部门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单位，根据条件负责计划生育
技术指导、实施节育手术和治疗手术并发症。节育技术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格执
行《节育手术常规》，保障受术者的安全。
除夫妻患有遗传性疾病，需要在指定医院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以外，禁止任何
单位和个人进行胎儿性别鉴定。
禁止个体行医者实施节育手术或者恢复生育手术。
第二十四条 经县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小组检查，确定为计划生育手术并发
症的，给予免费治疗。
因计划生育手术造成丧失或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除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外，
国家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和计划内临时工，由所在单位按工伤对待；村民、
城镇居民由所在基层单位在生产、生活上给予照顾和资助，当地有关部门在税收、
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符合救济条件的给予社会救济。
第五章 奖 励
第二十五条 按法定婚龄推迟３年以上结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２４周岁以
上第一次生育的，为晚育。实行晚婚的，奖励婚假１５天；实行晚育的，奖励产假
４５天。奖励婚、产假期间，享受正常婚、产假待遇。
对实行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的村民，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奖励办法。
第二十六条 对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经县级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发
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一）从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日起，到子女１８周岁止，对独生子
女父母由双方所在单位每月分别发给不低于５元的奖金。
（二）在产假期间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对产妇增加奖励产假３０
天。
对符合第十四条规定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而自愿不再生育的夫妻，适当给予奖
励。
独生子女父母的奖金来源和奖励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七条 对独生子女入托儿所、幼儿园、上小学、就医住院，给予照顾。
在扶持发展生产上，对独生子女户给予优先照顾。
分配住房、宅基地，城乡企业事业单位用工，在同等条件下照顾独生子女父母。
第二十八条 对执行本条例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或者计划生
育主管部门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凡不符合本条例的生育规定而生育的，为计划外生育。对计划外
生育的夫妻双方各一次性征收社会抚养费：
（一）不符合第十四条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征收社会抚
养费：国家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和计划内临时工，按不低于本人一年的工
资总额征收；私营企业经营者和个体劳动者，按不低于本人上年度纯收入的金额征
收；城镇无业居民，按不低于本市、镇居民上年度人均收入的金额征收；村民，按
不低于本村上年度人均收入２．５倍的金额征收。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
按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征收金额各加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百；生育第四个以上
子女的，以此递进累加。
（二）不足法定婚龄同居而非法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比照第（一）项规定的第
二个子女征收，并且不准按第十四条规定再照顾生育；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比照第
（一）项规定的第三个子女征收。
（三）违反第十五条规定而提前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从生育年度起
至批准生育的年度止，每年分别按本人两个月收入的金额征收。
非法收养子女的视为计划外生育，按子女数比照前款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三十条 对不符合第十四条规定而计划外生育的夫妻，除按第二十九条规定
征收社会抚养费外，不得评为先进工作者，不得享受有关生育的劳保福利待遇，因
计划外生育造成住房和生活困难的不予照顾；是国家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
和计划内临时工的，并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未完成人口计划指标或者统计数字不实的地方和单位，不得评为
先进集体和文明单位。
每出现一名计划外生育，对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处以五百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并可以根据情况对单位领导人和主管工作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因领导失职而造成人口失控的地方和单位，对其主要领导人和分
管领导人给予降级处分，农村享受定额补贴的扣发百分之二十的补贴；下年度仍无
明显转变的，给予撤职以上的行政处分。
对谎报计划生育统计数字、弄虚作假应付考核检查、非法印制或者滥发计划生
育证件的领导人、当事人，给予降级以上的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 非法出具婚育证明、摘取宫内节育器、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出具
假诊断书、假节育手术证明等假证件，假做节育手术，滥发生育指标，个体行医者
实施节育手术或者恢复生育手术的，没收违法所得，每例并处以五百元至三千元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同时给予行政处分，个体
行医者同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因前款行为造成他人生育的，除对生育者按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外，对当事人
给予与生育者同等金额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对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按以下规定给予处罚；违
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碍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每例处以一百元至二百元的罚款；
（二）拒不执行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无故不按要求接受季普查的，每推迟一
天处以五元至二十元的罚款；无故不按要求落实节育或者补救措施的，每推迟一天
处以十元至四十元的罚款；
（三）为计划外怀孕者提供隐匿场所或者私自实施催产、引产、剖腹产手术的，
没收违法所得，每例处以五百元至三千元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对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予以处理：
（一）虐待女孩或者生育女孩母亲的；
（二）遗弃、溺害、买卖婴幼儿的；
（三）干涉、阻碍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的；
（四）拒绝、阻碍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计划生育公务或者造谣惑众、煽动闹事的；
（五）威胁、侮辱、殴打、诬陷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
（六）贪污、挪用计划生育经费、社会抚养费和其他罚款的；
（七）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玩忽职守、营私舞弊或者违法违纪并造成重大事故
的。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由乡镇人民政府、
城市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应当给予行政
处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当事人对征收社会抚养费和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当事人
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
履行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 根据本条例规定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只能用于计划生育事业。具
体管理和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流动人口计
划生育管理办法》和本条例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以上”、“以下”包括本级或者本数在内。
第四十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和实施细则制定实施办法。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浅析“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

作者简析: 归永吉,华东政法大学2005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打击劳动力市场上所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促进就业，是立法者制定反就业歧视条款，并将其写入就业促进法（草案）的初衷。然而，如果对反就业歧视条款持这种工具主义的理解，则容易使得这类条款遭受违宪的指控。同样，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就业歧视侵犯了公民平等就业权，也存在法理上的误区。因为，平等仅指国家对公民的平等对待，并不禁止私人间的歧视。事实上，就业歧视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个人尊严。所以，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构成了反歧视条款真正的上位法依据。
关键词：就业歧视 宪法依据 平等权 人格尊严
一、问题的提出
此次，就业促进法草案中明确禁止就业歧视，顺应了民心，被认为是草案的一大亮点 。从民间传来的反馈意见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将反就业歧视条款写入就业法中，认为这是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草案的起草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今年“两会”期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所作的就业促进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就业工作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 一些职业中介机构、用人单位因劳动者性别、年龄、身体残疾等原因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尽快制定就业促进法，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1]虽然，在这份说明中起草者并没有直接明确制定反歧视条款的理由，但从中不难推测出立法者将就业歧视与就业困难“挂钩”。此外，从1994年制定的劳动法也可以发现立法者制定反歧视条款的意图。劳动法共有13章、107个条款组成，其中，第二章促进就业篇之下的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由此可见，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立法者都对反就业歧视条款的理解持有一种工具主义倾向，即认为制定该类条款的原因就是为了促进就业。这种理解不仅没有揭示出制定反歧视条款的根本原因，反而会在逻辑上推演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即因为就业率低，所以制定反歧视条款；那么，将来就业形势好转、劳动力市场求大于供时，反歧视条款也就可以“光荣退休”了，就业歧视也就可以合法化了。不仅如此，这种工具性的理解可能还会带来更大的不利后果——难以使得反就业歧视条款摆脱违宪的阴霾。有反对者可能会声称反就业歧视条款侵犯了企业受宪法所保护的经营自主权或是构成了对契约自由的干涉，因而构成了违宪。如弗里德曼就曾经严厉地批评道：“公正就业委员会曾在许多州中被建立起来，其任务在于防止就业过程中由于种族、肤色或信仰的原因而受到‘歧视’。这种立法显然要引起人与人之间自愿订立契约的个人自由的干预。它使任何这种契约受到州的批准或不批准。这样，它构成了一种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我们会反对的那种对自由的干预。”[2]反对者可能还会争辩，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契约自由都是宪法所保护的法益，既然宪法本身并没有对公民的就业权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两者的价值作出衡量，那么它们的宪法价值是相同的，立法者不能为了帮助公民实现就业权而牺牲了同价值的企业自主权和契约自由。面对这种诘问，如果我们仅从促进就业这一角度来为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制定进行辩护，很难有效地驳倒反对者，也很难证明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合宪性。所以，探讨反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具有很大的价值。
二、一种错误的观点——就业歧视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平等就业权
许多学者认为，就业歧视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如周伟指出：“平等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要求国家对个人或特定的群体在相同情况下给予相同的对待，并且仅在具备合理且必要理由的条件下才可以给予区别待遇。其影响范围可以包括私人的行为（如就业中的歧视）。”[3]喻术红说：“就业歧视损害的是求职者平等的就业机会或者是雇员的均等待遇。”[4]根据这种观点，不难得出反就业歧视条款是宪法平等原则在就业促进法上的具体化这一结论，即认为宪法第33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第42条劳动权权利条款的结合构成了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扩大了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将其由约束国家机关延伸到了禁止部分私人之间的歧视，是对平等原则适用范围的一种误读，并且也混淆了平等原则与人格尊严的概念。那么如何理解平等权的适用范围？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平等原则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及其内涵不仅受到其他上层建筑的影响，更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上层建筑皆是由其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它们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所以，若想正确理解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则必须从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关系着手。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平等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出现在哲学家的著作中 。然而，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的平等却姗姗来迟，直至18世纪末期，法国的人权宣言才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承认了平等权 。这种巨大的时间上的反差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是一种偶然，事实上，无论是在奴隶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都不可能孕育出平等原则这朵奇葩；只有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商品经济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形态后，观念上的平等才能真正升华为宪法上的权利。然而，商品经济所追求的平等是要求国家而不是私人的平等对待，因为只有国家的不平等对待才会在竞争主体之间产生特权，使得某个群体的法律地位高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竞争机制和平等的商品交换机制遭受严重的威胁，进而会危害商品经济自身的发展。相反，私人之间的歧视并不导致特权的滋生和市场主体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也就不会构成对商品经济的威胁。因此，商品经济的本质并不禁止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既然商品经济仅是禁止国家的不平等对待而不排斥私人主体间的歧视，那么作为对这一经济基础的反映，宪法中的平等原则也仅是拘束国家而非私人。
此外，笔者认为我国学者之所以对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作了误读，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发达宪政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司宪过程中对涉及平等权案件的判决影响。以美国为例，在沃伦法院时期，联邦最高院在一系列涉及平等权的案件中确立了一种所谓的“国家行为说”的法理 ，即将一部分带有“国家行为”性质的私人行为纳入到宪法基本权利约束的范围内。根据这种理论，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可以依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法律的平等保护条款）对那些在公共服务领域内所发生的歧视行为（如饭店拒绝黑人顾客）予以禁止。这种理论的创立给国内的一些学者带来了错觉，似乎平等权的适用范围已经被扩张到了一些私人领域。事实上，“国家行为说”（state action）法理的确立不仅未能证明平等权适用范围的扩张，反而从侧面论证了平等原则只适用国家机关的传统理论。因为，“国家行为说”是将一些特殊的私人行为升华为准国家行为，也就是扩大了“国家”的范围概念，而不是扩大平等权的适用范围，该理论本身并不是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另外，在著名的Heart of Atlanta Motel v United States 一案中，[5] 法院的判决理由也暗示了其秉承传统观点，拒绝延伸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该案中被告亚特兰大中心旅馆长期歧视黑人顾客，拒绝为他们提供食宿。《1964年民权法》颁布后，由于该法第二篇规定“所有人应有权完全平等享有物品、服务、设施、特权、优先和膳宿设备”，并列举了法案适用的四类商业机构，其中包括“任何客店、旅馆、或其它提供宾客临时落脚的地方”，因此被告的种族歧视行为受到违反公民权利法的指控。亚特兰大中心旅馆对此指控不服提出了确认之诉，要求法院认定民权法第二篇违宪，理由是它剥夺了被告选择顾客的自由。被告还声称强迫他为黑人提供服务是违反宪法第13条修正案有关“非自愿苦役”的规定。法院首先用民权法第二部分的立法历史说明餐饮业种族歧视对州际商务的损失，在国会为该法举行的听证会上已经举出了很多事实和数据，说明由于餐饮业的种族歧视造成了黑人旅游的不便，减轻了他们的旅游兴致，影响了州际商务。法院进一步指出，被告无法否认他的汽车旅馆与州际商务的关系，因为该旅馆在两条跨州的高速公路附近，四分之三的客人来自外州。而只要任何餐饮服务业与州际商务有关联，就属于该法管辖，因为宪法赋予了国会调控州际商务的权力。所以，民权法第二篇的宪法依据便是“州际贸易”条款，没有构成违宪从而驳回了被告的请求。在该案中，法院并没有直接将第14条宪法修正案作为民权法第二篇的宪法依据，而是舍近求远寻找“州际贸易”（Interstate Commerce Clause）条款的帮助，这里面的原因是颇值得玩味的。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法院坚持平等权只能拘束国家机关的观点，才迫使其不能够直接引用第14条修正案。无奈之下，法院不得不通过对“州际贸易”条款进行扩大解释来为国会立法的合宪性辩护。
总之，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应该仅仅限制于国家机关，而不包括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虽然就业领域中的部分歧视来自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招聘活动中，属于平等原则的拘束对象；但是，绝大多数的就业歧视仍旧出自于私人雇主，不能够被列为平等权的禁止范围。所以，就业法草案中的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并不是宪法第33条所确立的平等原则。
三、人格尊严与就业歧视
笔者认为，宪法第38条是反就业歧视条款真正的上位法依据，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人格尊严亦称为人性尊严、人的尊严，它的本意是强调世间上的每一个人，只基于其本身，而非其种族、民族、性别、社会出身等因素就拥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必须加以尊重和保护。它表明了人性本身即是尊严，“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人利用作为工具，而是被作为目的对待，这即是其尊严之所在，因此人置其自身于世上所有其他非人类之生物上，并超越所有之物。”[6] 在康德看来，应该把人当作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来对待。如果仅仅把人作为一种手段来对待，事实上就是把他作为缺少一切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反之，如果把他作为一种目的来对待，就是把他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7] 康德的人性观无疑是晦涩的，但恰恰是这种晦涩的观念构筑了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基本含义。人格尊严条款的核心是维护人的主体地位，它要求国家、社会和他人都必须把人当作人看、尊重每个人的主体地位。虽然同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平等权相比，人格尊严的入宪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道德哲学而非经济基础在宪法上的诉求。这一结论从世界各国以及我国宪法对待人格尊严条款和平等原则两者间的不同态度中也可以得出。在一些标志立宪主义之开端的、彪炳于后世的宪法性文件，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并没有对人格尊严作出确认。只是在二战结束以后，鉴于“二战”中法西斯对人的尊严的粗暴践踏，人的尊严之作为基本人权的地位方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些国际性的法律文件，如《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相继将人格尊严问题纳入其中，并赋予其作为人权之基础和核心的地位。我国的54宪法、75宪法以及78宪法也都未写入人格尊严条款。只是在后来的82宪法修改过程中，许多同志指出，“文革”十年，在“左”的错误路线下，广大干部群众遭受残酷迫害，公民的人格尊严得不到起码的保护，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因此有必要将人格尊严条款写入宪法。[8] 同样，德国战后的宪法将人格尊严的保护也是基于历史灾难的惨痛教训。由此可见，人格尊严的入宪与经济基础无太多的关联，在其身上更多的体现出制宪者对人的关怀、国家对人权保障所持有的一种态度。与之不同，平等原则的入宪则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 从入宪的时间阶段来看，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中期欧美等国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平等原则被普遍写入各国宪法中。而人格尊严的入宪则是发生在“二战”结束以后。从接受两者的国家数量来看，几乎当今所有的国家都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平等权的宪法地位，而仅有二三十个国家将人格尊严写入了宪法。由于，平等原则是经济基础在宪法上的直接反映，故它的内涵是也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又因为商品经济并不排斥私人间的歧视，所以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禁止这种歧视。相反，人格尊严条款的入宪并不是单纯为了维护一国的经济基础，它的内涵并不完全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人格尊严反映的是一种道德哲学上的诉求，是为了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格不受他人的践踏，它的适用范围大于平等权的适用范围。不仅禁止国家机关的歧视，而且亦不能够容忍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因为绝大多数的歧视行为也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贬低、降低了人作为人的尊贵庄严的主体身份和地位，容易滋生将人客体化、工具化的危险。就业过程中的歧视，无论来自于国家机关还是大多数私人雇主，都构成了对求职者人性尊严的侵犯，所以必须在立法中予以禁止 。可见，就业歧视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格尊严而非平等权，所以作为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也应该是宪法的第38条而非第33条。
另外，作为上位法依据的人格尊严条款也能够成功地使反就业歧视条款摆脱违宪的阴霾。因为人的尊严不仅是一项公民基本权利、而且是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甚至是整个宪法的基本原则 。“从个人尊严导出人权及主权之原理，系立宪主义之基本理论，这些个人尊严为核心之原理构成宪法之根本规范。”[9] 所以，人格尊严无疑是一国宪法所保护的最高价值，它所体现的法益的重要性要大于任何其它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益，一旦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宪法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前者。禁止就业歧视可能会对雇主的契约自由带来了负担，也会对企业的经营权增加了限制，但就其所维护的价值而言，后者（个人尊严）的法益远高于前者。因此，反就业歧视条款具有宪法依据的支撑，并没有构成违宪。

参考文献：
[1] 田成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草案）的说明》[J/OL]. http://www.npc.gov.cn/zgrdw/common/zw.jsp?label=WXZLK&id=362937&pdmc=1531.

[2] 弗里德曼. 张瑞玉, 译. 资本主义与自由[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121.

[3] 周伟. 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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