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令第178号


《成都市大遗址保护管理办法》已经2013年2月21日市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市长　葛红林

　　　　　　　　　　　　　　　　　　　　　　　　　　　　　2013年3月29日



成都市大遗址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加强成都市大遗址（以下简称市大遗址）的保护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和《成都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遗址名录） 　　
　　市大遗址为国家大遗址保护成都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包括宝墩遗址、古城遗址、鱼凫村遗址、芒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盐店古城遗址、高山城址、成都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怀安军遗址、云顶山遗址、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成都古蜀船棺合葬墓、王建墓、朱悦熑墓、孟知祥墓、明蜀王陵、黄龙溪明代墓群、青羊宫窑址、瓦窑山窑址、十方堂邛窑遗址、玉堂窑址、彭州磁峰窑址等。　　
　　市大遗址的名录，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根据考古和研究发现，按国家规定作适时增补。　
　　第三条　（适用对象）　　　
　　在市大遗址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及其他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保护原则）　　　
　　市大遗址保护工作，坚持国家保护与社会保护相结合，最少干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的原则，维护市大遗址及其历史文化风貌的原真性、完整性。　
　　第五条　（保护范围）
　　 市大遗址名录中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按照省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的区域执行；
　　（二）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别按照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的区域执行。　　　　市大遗址名录中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标识等保护设施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区（市）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设立并予以公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损毁。　
　　第六条　（保护责任）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是市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　　
　　区（市）县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市大遗址的保护工作。区（市）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市大遗址保护实施监督管理工作。　　
　　发改、公安、财政、国土、环保、建设、规划、交通、水务、农业、林业园林、广新、旅游等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市大遗址的保护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市和区（市）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依法按职责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市大遗址的保护工作。　
　　第七条　（社会责任）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市大遗址的义务，对破坏市大遗址、盗掘文物及其他有损于市大遗址保护的行为有权制止和检举。　
　　第八条　（经费保障）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市大遗址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并按规定及时拨付，用于市大遗址保护和管理体系建设。　
　　第九条　（社会捐赠）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捐赠等方式支持市大遗址保护工作，资金和物资的使用及管理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并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条　（规划控制）　　　
　　市大遗址所在地的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把市大遗址的保护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十一条　（专项规划）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区（市）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市大遗址的性质、规模、遗迹保护情况以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会同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编制专门的保护规划和制定相关的保护措施，经专家评定，并报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作为市大遗址保护的依据。　　
　　第十二条　（范围划定）　　
　　市大遗址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按照法律规定，由相关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　　
　　第十三条　（建设控制）　　
　　城市、镇、村庄发展应当避开市大遗址的保护范围，且基本建设项目不得安排在市大遗址的保护范围内。对危害市大遗址本体、破坏市大遗址历史文化风貌的现有建筑物、构筑物，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法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拆除或者迁移。　　　
　　因特殊情况确需在市大遗址的保护范围内进行文物保护等其他建设工程的，应当保证市大遗址的安全，建设单位应当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依法报城乡规划、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工程建设。　　
　　在市大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内修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其形式、风格、高度、体量、色调应与市大遗址的历史文化风貌相协调，不得破坏市大遗址的历史文化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依法报城乡规划、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工程建设。
　　第十四条 　（禁止行为）　
　　在市大遗址的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对设有禁止拍摄标志的区域或者文物进行拍摄；
　　（二）在文物建筑物、构筑物上涂污、刻画；
　　（三）存放易燃、易爆、易腐蚀等危害市大遗址安全的物品；
　　（四）擅自在文物建筑物、构筑物上攀爬、张贴；
　　（五）违规堆放、焚烧垃圾； ’
　　（六）擅自建房、建集市和货物堆场、建窑、打井、挖塘、挖砂、挖洞、挖渠、排污、取土、垦荒、修建墓地、立碑等；
　　（七）擅自采集遗存文物；
　　（八）新建、改建、扩建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　　
　　（九）其他危害市大遗址安全的违法行为。　　
　　第十五条　（展示利用） 　　
　　鼓励、支持在市大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开展宣传历史文化、展示市大遗址格局和风貌、陈列出土文物等活动。　　
　　市大遗址的宣传展示应当制定详细的方案，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评定并报请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制作出版物、影视节目和音像制品以及举办大型活动等需要在市大遗址进行的，应当依法履行报批手续，制订文物保护预案，落实保护措施，并接受市大遗址保护管理机构的监督。　　
　　第十六条　（行政处罚）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区（市）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可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属非经营活动的，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属经营活动的，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属非经营活动的，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属经营活动的，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十四条第（七）、（八）项规定的，属非经营活动的，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属经营活动的，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第五条第二款擅自移动损毁标识的、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和违反第十四条第（二）项、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分别依照《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违反本办法，对市大遗址及其保护设施造成损坏的，应当赔偿损失。因工程建设施工对市大遗址本体和历史文化风貌造成破坏的，责令拆除违法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行政责任）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市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中不按照本规定履行职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中国刑事法中的“可以”考究

张庆旭


[摘要]：刑事法律规范的确定性意味着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其最大意义在于实现刑事法的安全与公正之价值。然而，中国刑事法典中，使用了大量的、带有两可倾向含义的“可以”，使得法律中的“可以”之行为就有了“可以为”和“可以不为”的两种选择，这就为如何正确理解和依照刑事法进行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文从“可以”的逻辑内涵入手，考察了我国刑法以及刑诉法中“可以” 存在的问题。
[关 键 词]： 可以； 可以不； 不确定

法典是一个民族理性文化成熟的标志，是法学家们把法律当作可计算的数学来研究所追求的结果，是人类建造的另一座“巴别塔”。然而，法典也可能像理性、科学一样，被当作控制一切，并想进行更多控制的魔杖[1]。通过对我国刑事法典条文中的“可以”一词的考察，似乎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一、“可以”——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的魔杖
刑事法律中明示肯定判断的表达模式有以下几种：必须、应当、有权、允许、可以；与之相反的否定模式是：严禁（禁止）、不能、无权、不允许、可以不。对于“应当”等词义表示的规范模式的理解与应用不会出现差异。而对于“可以” （仅是代表一种可能性[2]，具有“可以”和“可以不”双重含义）表示的规范模式的理解与应用就不同了，因为“可以”的词义中也包含着“可以不”的含义，其虽然对“可以”所限制的行为有明显的当“为”之倾向， 但如果“不为”也并不违法，就是说，“可以”的词义是模棱两可的。从法律逻辑的角度来讲，“可以”的行为之方向是不确定的，这就使刑事裁判机关的权力或权利的自由度加大，同时，也就使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无法根据刑事法典来推定自己行为的必然结果，如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在这里，犯罪分子自首后是否会得到从轻或减轻处罚，其结果是不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也可以不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具体案件如何判决也就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需要。在实践中，我们的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也经常发出通告，要求某类或某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某年某月某日前向司法机关自首，否则，将严惩不怠，此举的含义也意味着“可以”的大门随时都有可能关闭。尤其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与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在地位上的不平等，随着司法机关这种“可以” 的权力或权利的扩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利益就愈来愈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因而，有必要系统地研究和考察刑事法律规范中的判断词“可以”的逻辑含义，以正确把握刑事法的立法精神，保障公正司法。
二、“可以”的逻辑内涵
为了更好地认识“可以”，我们把刑事法律规范中的明示判断模式用集合P来表示，用A表示“必须”、用B表示“应当”、用C表示“有权”、用D表示“允许”、用E表示“可以”、用a表示“必须”的补集“必须不——严禁（禁止）”、用b表示“应当” 的补集“应当不——不能”、 用c表示“有权” 的补集“无权”、 用d表示“允许” 的补集“不允许”、 用e表示“可以” 的补集“可以不”。则：
P =A + B+ C+ D+ E + a + b+ c + d + e
= A+ a + B+ b + C+ c + D+ d + E+ e

= V + W + X + Y + Z
在法律规范的模式集合P中有五个子集：V、W、X、Y、Z，判断集合V、W、X、Y的内涵一般来说是十分容易的，因为，A与a 、 B与 b 、C与c 、D与d 之间的界限是很明显的；而对于集合Z的内涵则含混不清，其原因在于汉语中的“可以”是一个模糊词，它同时还含有它的否定面“可以不”的意思，即E与e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交集部分（用F来表示，下图阴影部分）：
即：E∩e = F
由于在F的范围内既有肯定的“可以”又有否定的“可以不”，我们就把该部分视为无行为指示倾向的中性区域。因此，“可以”在具体操作时有以下三种可能。
对一个“可以”的行为S：
1、肯定倾向，即“可为……”，用G表示；
2、否定倾向，即“可不为……”，用g表示；
3、中性（无）倾向，既“可为……”，也“可不为……”，相当于上图的阴影部分，用F表示。
G
E
F
则：S
g
e

F

也就是说，当“可以”规范的行为出现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选择主要是看“可以”在此处指示上的倾向性。当然，我们知道，讨论集合E的倾向性是相当困难的，也正是该倾向的难以判断，加上司法实践中的有权机关对其倾向的选择又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才使得我们试图分清“可以”的真正内涵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否则，在司法实践中极易使“可以”与“可以不”混同，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E与其补集e虽然都有共同的F，但，E与e的本质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关键在于E中有G，e中有g，也就是说，集合E的指示倾向于“可为”，鼓励去“为”，以“为” 为正常，“不为”为例外； e的行为指示则倾向于“可不为”，视“不为”为正常，“为”为例外。
三、刑法中的“可以”存在的问题及修改建议
刑法中有53处使用了模糊判断词“可以”，占五类——必须3处、应当74处、有权1处、允许3处、可以53处——肯定明示判断模式规范的40%，共涉及法律条文36条（本部分内容中，如无特别说明，所说的法条均为刑法法条），具体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前后逻辑矛盾
1、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该款的后半段所叙述的假设条件是确定的，即“在必要的时候”，但与之相对应的后果却是或然的，即“也可以”，也就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不由政府收容教养”，造成语言表达上的前后逻辑矛盾。在本款中，既已假设为“必要的时候”，因此，就应当由政府收容教养，而不是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实际上，在第十八条中就采取了这种正确的表达方式（第十八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不知为何在第十七条却出现了错误。
据此，建议把第十七条第三款中的“可以”去掉。
2、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在执行期间，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参加劳动的，可以酌量发给报酬。”
本款的后半段规定的是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的劳动报酬权问题。在世界上人权问题愈来愈受到人们关注的时候，也为了使我国在世界上树立更好的人权形象，应当充分保障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的劳动报酬权，然而，在该款中，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的劳动报酬权已经是如履薄冰——“酌量发给”，立法机关仍惟恐不足，在“酌量发给”之前又加上“可以”二字，意即也可以不给。这样以来，在司法机关权利放大的同时，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的劳动报酬权也就无法保障了。
因此，建议将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在执行期间，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参加劳动的，酌量发给报酬。”
3、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该条中出现的问题与上述第十七条第三款的问题如出一辙，在已经确定“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前提下，而其后果却是或然的，即：“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也就是说，对于死刑犯，在“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时候，也可以不“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在这里，“必须”的条件与“可以”的结果之间的矛盾就一目了然。
所以，建议将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二）、“可以”与“应当”混淆
　1、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该款规定的是预备犯的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该款对于预备犯的刑事责任本来已经规定的很宽，从从轻、减轻处罚直至免除处罚，如果再以“可以”对司法机关的裁量权进行放大的话，就很难保证司法实践中对预备犯量刑的统一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