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8年8月31日福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00年7月28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保护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规划区范围内，按照建设程序取得批准，在国有土地上进行建设，必须拆除原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拆迁人，是指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件的单位或者个人。
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包括代管人、国家授权的国有房屋管理人）和使用人。
第四条 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和有利于城市旧区改建。
第五条 房屋拆迁应当遵循妥善安置、合理补偿和先安置、后拆除的原则。
拆迁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对被拆迁人进行安置和补偿，不得损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被拆迁人应当服从城市建设需要，按期搬迁，不得借故拖延，不得索取本办法规定以外的安置和补偿。
第六条 房屋拆迁实行货币安置或一次性房屋安置。鼓励货币安置。
房屋拆迁安置方式，按照被拆迁人的意愿和拆迁人的资金、房源状况，经双方协商，由被拆迁人自行选择。
第七条 福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是本市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拆迁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其主要职责是：
（一）拟定拆迁安置的政策和实施性规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依法审查批准拆迁申请，审定安置方式、安置地点，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发布房屋拆迁公告；
（三）依法管理实施拆迁单位的资质；
（四）监督管理拆迁安置用房和安置资金的使用；
（五）检查监督拆迁安置情况，督促办理拆迁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
（六）裁决拆迁纠纷，处理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拆迁主管部门不得接受拆迁委托。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房屋拆迁安置工作的领导。城市规划、土地、建设、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市容、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各负其责，共同保证本办法的实施。
第二章 拆迁管理
第九条 拆迁范围确定后，由拆迁主管部门公布拟拆迁的范围，并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拆迁范围内的工商登记、建房审批、产权和使用权转让、变更、户口迁入、分户等手续。因出生、军人复转退、婚嫁等确需入户或迁出的除外。正在施工的工程应立即停止施工。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应对拆迁范围内的房屋进行产权审查。
暂停办理有关手续的期限为自拆迁主管部门通知之日起６个月。逾期未另行通知的，暂停措施自行解除。在暂停期限内擅自办理的有关手续，一律不作为拆迁安置补偿的依据。
第十条 单位或个人需要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均须向拆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国家规定的批准文件和拆迁计划、安置方案、产权审查说明、安置用房或安置资金到位证明等。
拆迁主管部门在受理拆迁申请之日起１５日内，应当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拆迁的，发给《房屋拆迁许可证》，同时发布房屋拆迁公告。
第十一条 实施拆迁应当取得《房屋拆迁资格证书》；拆迁人无拆迁资格证书的，必须委托有拆迁资格证书的单位实施拆迁，但因建设需要自行拆迁自有产权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除外。
拆迁工作人员必须持有拆迁主管部门核发的拆迁工作证件，方可从事拆迁工作。对未持有拆迁工作证件的人员，被拆迁人有权拒绝与之商议拆迁安置有关事宜。
房屋拆除应当由具备保证安全条件的建筑施工单位承担，由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对安全负责。
第十二条 拆迁人为实施拆迁而成立的拆迁组织，不得行使拆迁行政管理职权。
第十三条 拆迁人在实施拆迁以前，必须根据房屋拆迁公告，将拆迁安置有关事宜书面通知被拆迁人，并做好拆迁区域内房屋的丈量评估、调查登记工作。
第十四条 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在房屋拆除前就拆迁安置补偿事宜签订书面协议。拆迁协议应当规定安置方式、安置地点、安置面积、补偿金额、支付方式和期限、违约责任以及当事人认为需要订立的其他条款。
拆迁人应当将拆迁安置补偿情况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五条 拆迁人必须严格按照规划部门批准的拆迁范围实施拆迁，不得扩大或缩小拆迁范围，不得超过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拆迁期限。
第十六条 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应在拆迁协议履行完毕之日起３个月内，分别向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的注销、变更、转移登记手续。拆迁人应当及时、完整、准确地填报拆迁安置补偿表，做好拆迁安置补偿资料档案工作。在安置结束后６个月内，应将拆迁安置资料档案报送拆迁主管部门。拆迁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拆迁档案制度。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对拆迁社会事业设施、市政公共设施、军事设施、华侨和归侨侨眷房屋、教堂、寺庙、文物古迹，砍伐树木、搬迁古树名木等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拆迁主管部门应当对房屋拆迁活动进行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资料；检查者有责任为被检查者保守技术和业务秘密。
第三章 拆迁安置
第一节 货币安置
第十九条 货币安置是指将被拆迁房屋折算成货币，由被拆迁人自行安置。
第二十条 货币安置款的计算公式为：货币安置款＝被拆迁地段不同区位普通商品房屋的基本价格×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被拆迁人应支付的差价款。
被拆迁地段不同区位普通商品房屋的基本价格，由市人民政府核定，并在每年第一季度末予以公布。
第二十一条 下列情形不适用货币安置：
（一）被拆迁私有房屋的共有人或被拆迁公有房屋各使用人，对安置方式的选择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二）房屋产权有纠纷、权属不清或产权人下落不明的；
（三）被拆迁私有房屋的产权人和使用人对安置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四）拆除有抵押权的房屋，抵押权人和抵押人未重新设立抵押权或抵押人未清偿债务的。
第二十二条 公有房屋拆迁的货币安置协议签订后１０日内，拆迁人应当将货币安置款以房屋所有权人的名义，存入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银行专户。
第二十三条 公有房屋拆迁，以货币安置款购买房屋的，应当向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提交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购房合同和存款凭据。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应当按照购房合同的约定，在存款限额内支付购房款。
第二十四条 私有房屋拆迁的货币安置协议签订后１０日内，拆迁人应将货币安置款支付给原房所有权人。
第二十五条 以货币安置款在本市购买房屋的，视同房屋安置。
第二节 房屋安置
第二十六条 一次性房屋安置是指不采取过渡、回迁的方式而一次到位的房屋安置。
第二十七条 拆除被拆迁人的住宅房屋，应当以原建筑面积为基础进行安置，并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以被拆除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或合法租赁凭证为计户依据；
（二）标准房型的建筑面积分别为４５、６０、７５、９０、１０５平方米。安置建筑面积超过１０５５平方米的，可以分房型安置；
（三）安置用房的标准房型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规范；
（四）一次性安置应当根据不同的房屋拆迁地段等级，在市人民政府核定的幅度内增加安置面积后，就近上靠标准房型安置；
（五）上靠标准房型后，被拆迁人实际增加的建筑面积不满７平方米的，可上调一个房型安置。
第二十八条 拆迁出租的住宅房屋，所有权人要求产权调换的，原租赁关系应继续保持，但合同规定不保持的除外。所有权人不要求产权调换，也不要求货币安置的，拆迁人应按规定对承租人进行安置，对所有权人进行补偿。
第二十九条 拆迁经营性用房按下列规定安置：
（一）拆迁商业、服务业经营性用房，一般实行一次性安置，并在规定幅度内增加安置面积。但拆迁人建设经营性用房，其使用功能、布局结构、经营项目和档次适宜安置被拆迁人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就地安置；
（二）安置经营性用房的，被拆迁人应服从安置用房的建设布局及经营性质；
（三）在敞开式经营性用房中安置的，应安置的经营性用房建筑面积不足２０平方米的，实行货币安置，但被拆迁人愿意以商品房价补足面积的除外；
（四）未经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批准，市房地产管理局确认，将非经营性用房改作经营性用房的，不予安置经营性用房。
拆迁非住宅的非经营性用房，拆迁人应按原房屋的用途和应安置地段的建筑面积给予安置。
第三十条 因国家重点建设、政府统一组织实施拆迁的工程项目和专项市政公共设施建设需要拆迁房屋的，其安置方式、安置地点和补偿标准等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工期要求另行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有产权纠纷、权属不清或产权人下落不明的房屋，在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能解决的，由拆迁主管部门组织拆迁当事人对被拆除房屋作勘察记录，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并由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经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先行拆除。
第三十二条 对拆迁设有抵押权、典权的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由当事人重新签订抵押或典当协议。在拆迁主管部门公布的规定期限内达不成协议的，由拆迁人参照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实施拆迁。
第三十三条 拆除城郊结合地和规划近期开发区范围内的农民住宅房屋，应当按照城市规划实行统一拆建、安置。
被拆迁人已经另行划地建房，并且达到规定标准的，只给补偿，不予安置。
第三十四条 安置用房按下列规定计价：
（一）拥有住宅产权的被拆迁人，实行产权调换的，相等建筑面积部分和一次性安置应增加的建筑面积部分，按安置用房建筑安装造价计价；因就近上靠标准房型增加的建筑面积按成本价８０％计价；因上调一个房型安置增加的建筑面积按成本价计价；因分房型及其他原因增加的建筑面积按商品房价计价。
（二）私房所有权与使用权同属一人时，被拆迁人不实行产权调换和货币安置，但要求租住安置用房的和公房承租户继续承租安置用房的，相等建筑面积和一次性安置应增加的建筑面积部分不收取分配费；超出部分按安置用房建筑安装造价２５％收取分配费。私房所有权人不实行产权调换的私房承租户相等面积和一次性房屋安置应增加的建筑面积部分，收取安置用房建筑面积建筑安装造价１５％的分配费，超过部分收取２５％分配费。
（三）以产权调换形式偿还的非住宅房屋，偿还建筑面积与应安置建筑面积相等部分，按照重置价格结算结构差价；偿还建筑面积超过应安置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商品房价格结算。
第三十五条 拆除违章建筑或超过使用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安置和补偿，并由所有人或使用人自行拆除。逾期拒不拆除的，依法拆除。拆除未超过批准使用期限的临时建筑，给予适当补偿，不予安置。
第三十六条 因国家重点建设或市政公共设施建设，拆迁住房实行一次性房屋安置确有困难的，经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实行临时周转过渡安置。
过渡房由拆迁人负责提供；被拆迁人自行过渡的，应当允许。
临时周转过渡安置期间，除国家政策调整和不可抗力外，不得超过２年；安置用房属高层建筑的，不得超过３年。
第三十七条 安置用房建设配套齐全，并经竣工综合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拆迁人在安置用房交付使用时，应向被拆迁人提供房屋质量保证书和房屋使用说明书。
第四章 拆迁补偿
第三十八条 拆迁补偿价格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类别、等级、项目和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本着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的原则，结合本市具体情况制定。
第三十九条 房屋拆迁补偿按下列规定计价；
（一）拥有住宅房屋产权的被拆迁人，实行产权调换的，安置用房建筑面积与原房建筑面积等量部分，按原房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计价。
（二）被拆迁住宅所有权与使用权同属一人时，被拆迁人不要求产权调换和货币安置，但要求租住安置用房的，按原房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补偿。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属二人时，不实行产权调换的，按原房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计价。
（三）拆迁国家机关、房地产管理局管理的国有房屋，按原房建筑面积和一次性房屋安置应增加的建筑面积归还产权，互不计价。
第四十条 被拆迁人自行过渡，在规定的过渡期内，拆迁人应付给临时安置补助费。逾期未给予房屋安置的，从逾期之月起，每月应付给３倍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超过半年的，每月应付给６倍的临时安置补助费。由拆迁人提供周转房过渡，逾期未给予房屋安置的，从逾期之月起拆迁人应按月标准付给临时安置补助费。
被拆迁人实行一次性房屋安置的，拆迁人应付给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的，加倍发给搬家补助费。
第四十一条 因拆迁造成停产、停业的，停产、停业期间，拆迁人应对被拆迁单位的在册职工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金额及国家规定的物价补贴给予补偿；对离退休人员给付规定的医疗保险费用；对个体工商户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实行经济补助。对上述被拆迁人均应发给搬迁费用。
被拆迁人因参加拆迁会议或搬迁的，由拆迁人给予３～５日的误工补助。
第五章 纠纷处理和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补偿形式、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由拆迁主管部门裁决。被拆迁人是拆迁主管部门的，由市人民政府裁决。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裁决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诉讼期间如拆迁人已给被拆迁人作了安置或者提供了周转房的，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因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发生纠纷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三条 在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或者本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裁决作出的拆迁期限内，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市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逾期不拆迁的，由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属市政建设项目，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拆迁主管部门可予以强制拆迁。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拆迁主管部门根据情节予以警告、责令停止拆迁、吊销有关拆迁证件，没收非法所得，并可按拆迁安置补偿总费用的１％～５％处以罚款：
（一）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或者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规定擅自拆迁的；
（二）委托无《房屋拆迁资格证书》单位拆迁的，或者无《房屋拆迁资格证书》擅自拆迁的；
（三）未对被拆迁人妥善安置，强行拆迁，或者超越、缩小批准范围拆迁的；
（四）擅自提高或降低补偿标准，扩大或缩小补偿、安置范围的；
（五）逃避监管，擅自变卖安置用房或转移、挪用安置资金的；
（六）安置用房质量不合格或配套设施不齐全，造成被拆迁人逾期安置的；
（七）拒不按照规定报送拆迁安置报表或拆迁资料档案的。
第四十五条 拆迁人无正当理由超过拆迁期限或者擅自延长过渡期限的，由拆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对拆迁人予以警告，或处以３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元罚款。由于拆迁人的过失造成被拆迁人经济损失的，拆迁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六条 拆迁人在房屋交付使用时，未及时提供房屋质量保证书和房屋使用说明书而造成被拆迁人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 因拆迁损坏四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其它设施的，由拆迁人负责修复或给予相应赔偿。
第四十八条 被拆迁人违反协议，擅自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获取建筑材料，或者拒绝腾退周转房的，由拆迁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归还所得的建筑材料，限期退还周转房，并可对被拆迁人予以警告或处以３００～１０００元罚款。
第四十九条 被处罚的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６０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条 扰乱拆迁工作秩序，煽动闹事，损坏或哄抢财物，强占房屋，阻碍拆迁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拆迁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实施拆迁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一次性安置应增加的面积、拆迁补偿价格、临时安置补助费、搬家补助费标准经省人民政府授权，由福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的应用解释权属福州市人民政府。
第五十四条 市辖各县（市）的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施行。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５日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的《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本办法生效前已发布拆迁公告的，拆迁安置、补偿按原办法执行。
我国期货刑法的重构
秦德良
[摘要] 我国期货刑法的立法模式、犯罪体系、刑罚配置还存在一些问题。在立法模式方面，最好将期货犯罪规定于未来的期货交易法中；在犯罪体系方面，将原诱骗期货投资者买卖期货合约罪拆散分别设立期货交易虚假陈述罪，期货交易欺诈罪；将原挪用期货交易保证金行为不再以挪用资金罪（或挪用公款罪或贪污罪）处理而是单独设立为挪用期货交易保证金罪，并增加单位犯罪的规定；将原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罪单独规定，以便明确其主体，同时增加单位犯罪之规定；增设私下对冲期货合约罪，期货透支交易罪。在刑罚配置方面，缩小同一罪刑罚幅度，增加资格刑种类。
[关键词] 期货刑法 立法模式 犯罪体系 刑罚配置
1999年刑法修正案，基本上确立了我国的期货刑法体系，这一体系基本上与我国期货交易发展水平、法治状况相适应，然而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一、立法模式
（一）期货交易与期货法制建设的三条道路
证券、基金、期货是现代经济社会重要的投资工具，期货因其独特的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功能而引起投资者的关注，然而期货交易本身具有高度的组织性、高风险性，因而各国一般都极其重视通过法律手段去控制期货交易风险。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地）通过立法规制期货交易大致走出了三条道路。首先是英美等国的自发型发展在先，立法规制在后的道路。美国从1848年创造了期货交易方式，一直到1922年才颁布《谷物期货法》，英国直到1939年才颁行《防止诈骗投资法》。英美“先发展，后规范”的道路与当时世界经济发展形势，英美法系的法律背景有很大关系。其次是中国香港地区、巴西等走出的“先规范，后发展”的道路，香港地区在筹建期货交易所之前先行颁布了《商品期货交易所（禁止）条例》，1976年9月颁布了《香港商品交易条例》，建立这些基本法规后，才于1976年12月正式成立香港商品交易所。这种“立法在先”的道路能充分享受期货立法的“后发性利益”，避免在期货立法道路上走弯路。我国大陆期货市场立法走出了第三条道路，即“边发展，边规范”，从1988年开始进行期货市场研究与试点，就不断以“暂行办法”、“试行办法”、“通知”、“暂行条例”等法规性文件对期货交易进行民事、行政规制。1993年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草拟出《期货交易法草案》，惜一直未交付审议。1999年是期货交易立法的丰收年，《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99刑法修正案（主要是期货刑法）予以通过并施行。“边发展，边规范”使得我国期货法已初具雏形，相信在最近几年，《期货交易法》必将通过实施。
（二）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
立法模式是指期货犯罪刑事立法的表现方式，即在立法上，以什么样的方式规定期货犯罪，要么将期货犯罪规定在刑法典中，要么以单行刑法的方式，要么在《期货交易法》中规定期货犯罪的刑法规范。立法模式属于立法技术问题，可以从宏观模式、中观模式、微观模式三方面去看。[1][P138-143]从目前国（境）外的立法实践来看，还没有在统一的刑法典中明确具体规定期货犯罪的立法例。之所以如此，大致有以下原因：首先，当代刑法发展的一个趋势，是实体法律关系附有罪刑规定的越来越多，刑法典之外的刑罚规定层出不穷，即所谓“泛刑罚化”，以致许多民事、经济法规中都直接规定了刑事责任。在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社会及其成员的素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泛刑罚化”和淡化自由刑、生命刑的“刑罚罚金化”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它与现代社会“泛经济化”或“泛商化”，法的调整趋于综合化、专业化、精细化、普遍化、民主化和文明化的现象或要求是一致的。事实上，现代刑法与行政法一样，业已形成社会经济等公共管理之具体内容从中分化出去的“离心力”。只是鉴于犯罪属于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其社会危害及政权对罪刑之关注程度远甚于民事和行政法律责任，这种实际分化过程和时间较之行政法可能要缓慢得多。经济刑法，行政刑法、专业刑法等现象和概念的出现，已经显现了这种分化的苗头。这种现象代表着现代经济和法律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趋势，希望一部刑法典永远能够容纳所有的罪刑条款，或编纂一部“经济刑法”来包罗各种专业罪刑，都是不合时宜的，难以行得通的。从长远看，规范经济、社会秩序、政治和军事活动等具体规定，都将从刑法典中分化出去，最终使刑法“纯”化为刑事普通法和以自由刑制度为主干的“人身侵权法”。[2][P143-145]其次在于期货犯罪的特殊性，期货犯罪与证券犯罪一样是金融犯罪中的新成员，其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易把握，比如在高风险、高回报，极具投机性的期货交易业务中如何认定“诈骗”行为，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同时，期货犯罪中的犯罪数额与一般经济犯罪、一般金融犯罪或一般财产犯罪相比，都是特别巨大，少则几十万，多则上亿元，而一般金融犯罪立案的起刑点也不过上万元，如果以此为参照确定起刑点，则打击面过大，不利于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由于这些原因，致使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也比较特殊。从国（境）外立法实践看，期货犯罪的宏观立法模式为以下几种：
第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附属型立法模式。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期货犯罪立法模式亦是如此。美国刑法中的期货犯罪是规定在《商品期货交易法》中，不仅详细规定了期货犯罪的具体行为，而且规定了重罪、轻罪的不同刑事责任，是名副其实的附属刑法，与我国大陆期货法规“罚则”中仅仅概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完全不同。这种立法模式的特点较多地考虑了期货犯罪自身的特殊性，对与整个刑事法体系的协调性考虑较少，但这种立法模式针对性强，操作性强，功效性大，且易于修改，以适应期货交易这种复杂的交易形式且不致于引起太大震动，充分体现了务实的立法观与司法观。
第二是以1990年以前的日本以及德国为代表的立法模式。1990年前日本专门规范期货交易的是《商品交易所法》，也是认定期货犯罪的基础性法规，但对期货犯罪的具体适用还须运用日本刑法典关于欺诈罪、背信罪、业务侵占罪等的有关规定，最终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判定。德国的期货犯罪主要规定在德国交易所法中，但是，在德国司法实践中，用来惩治商品期货交易中的犯罪行为的还有其它一些法律。其中，主要是德国刑法典第263条诈骗罪，第264a条资金投资诈骗罪，第266条背信罪，第284条非法开设赌场罪。信用业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刑法规定也曾经被考虑使用过。[3][P260]日、德的这种立法模式较多地考虑了刑法典的统一协调性及刑事立法的稳定性，较少考虑期货犯罪的特殊性，这在实践操作上有一定弊端，故日本于1990年通过了《商品交易所法》修正案，专门规定了不少的期货犯罪行为。
美、日、新、中国台湾、香港对期货犯罪立法模式的趋同反映了在高度市场经济化国家、地区，在期货交易非常成熟，期货交易法规非常完善情况下，期货犯罪立法模式的总体趋势。
我国大陆于1999年9月1日开始实施《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其中“罚则”对期货犯罪及其相关犯罪的规定仅限于“……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附属刑法有名无实。1999年12月25日通过并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主要是有关期货犯罪的。很明显我国期货犯罪的立法创造了第三种模式：规定于统一的刑法典中，并且将其与证券犯罪及其它金融犯罪完全规定在一起。
从1979年刑法实施以来，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一般采取三种宏观立法模式：[4][P50]一是在统一刑法典中规定，二是单行刑法，三是附属刑法。97刑法实施后只保留了第一种模式，后在1998年又通过了关于外汇犯罪的单行刑法。在对期货犯罪立法前，有学者建议将期货犯罪规定在期货交易法中，即采取附属刑法的立法方式。[5]还有学者提议将与证券犯罪完全融合在一起统一纳入“大一统”的刑法典中。[6]可见立法者采纳了第二种意见。
中国期货犯罪宏观立法模式最大优点是考虑到了刑法典的统一协调性，更重要的是如此立法更显得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然而，其缺点非常明显，首先是它忽略了期货犯罪的特殊性，尤其是它不仅放在刑法典中而且与证券犯罪完全一致，没有考虑证券犯罪与期货犯罪的不同。其次，不利于保持刑法典的稳定，如要保持稳定则适应性较差。期货交易法是需要经常修订的，期货犯罪也是如此，而修改刑法典不仅程序复杂而且易引起较大震动。相反若规定在期货交易法中不仅修改易，震动小，而且有利于期货交易的参加者、中介者、组织者、监管者更熟悉期货犯罪的规定，有利于预防犯罪。
中国期货犯罪宏观立法模式与中国的低下的法治水平有一定关系。中国人的整体法治意识水平低，简明扼要或许正符合中国人胃口，中国历代追求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一统观念及实践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立法水平低（粗疏简陋，缺少前瞻性），法治落后（只求简明扼要，否则难懂），惯于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片面追求刑法典的“大一统”）造就了期货犯罪立法模式的当然性。随着中国法治的进步，期货犯罪立法可能会向美、日的立法模式靠拢。
从中观上看，根据完整的期货犯罪刑法条文在一部法律的条文结构中的状况，期货犯罪立法模式可以分为：集中型，分散型。前者指完整的罪刑条文在“罚则”一章予以规定，后者则分散在不同的章中。另外，根据罪状与法定刑的配制状况，期货犯罪立法模式可以分为一罪一刑模式和数罪一刑模式。各种模式无优劣之分。
从微观上看，根据期货犯罪罪状的规定方式，期货犯罪立法模式可以分为：罪状叙明式，法条违反式。
我国期货犯罪宏观立法模式是法典型，中观立法模式是集中型、一罪一刑模式，微观立法模式是罪状叙明式。真正需要改进的是法典型模式，我认为最好将期货犯罪规定于未来的期货交易法中。
二 、犯罪体系
（一）我国现行的期货犯罪体系
期货犯罪体系是指针对期货交易中的违规、违法行为，期货刑法所设定的违反期货交易制度的各个犯罪所构成的统一体。99刑法修正案第一次正式确立了我国的期货犯罪体系：擅自设立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罪；伪造、变造、转让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罪；期货内幕交易、泄露期货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期货合约罪；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罪；挪用期货交易保证金罪；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罪八大罪。其中挪用期货交易保证金罪按挪用资金罪（或挪用公款罪或贪污罪）处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罪以非法经营罪处理。这一体系分别对期货交易中的重大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了刑事规制：从擅自设立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到非法开展“地下”期货业务，从内幕交易到价格操纵；从挪用保证金到虚假信息、误导交易等方面，初步确立了期货犯罪体系，确立了国家对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的审批管理制度，期货交易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公开、公正、公平交易制度、禁止欺诈交易制度等的刑法保护。这对打击期货犯罪，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期货市场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期货交易、期货交易的刑事规制在我国大陆基本上还是新事物，该犯罪体系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二）现行期货犯罪体系的局限性及重构
从维护投资者利益，维护期货市场的健康稳定出发，我们有必要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期货犯罪体系。